中共二十大举行在即，舆论焦点都放在谁当第一把手，因为人选不仅关乎一党一派，更代表发展路线的取舍，关乎国运的升降甚至兴衰。

拜40年来改革开放所赐，中国经济实力日趋强盛，但在还政于民和国际关系方面，发展却远远不似预期。“中国模式”下的政治体制，目的是确保中共的永续统治，以裨益中国，因此必须一党专政挂帅，寸步不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至其他领域。

因此，大陆没有自由选举，言论渠道闭塞，也没有开放的公民社会，这些都不用多说了，但总没想到情况变本加厉，新疆会出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的思想改造集中营，以至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抛诸脑后，以《国安法》来压倒香港的反对声音，甚至过往较为宽松的经济领域和大众娱乐，近年来也离不开党国体制的牢牢控制。

北京深信“中国与别不同”（exceptionalism）（亦即所谓国情论），就是我行我素，变相否定国际共认的行为规范和普世价值。例如“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即使搞得民怨沸腾，经济停滞，也得坚持下去，不理会医学界的科学论证，更不顾及恢复社会秩序和国际交往的重要性。又如北京在南海建立人工岛再配置军事设施，亦有违反国际海事法之嫌，以至俄罗斯军事侵略乌克兰，抵触联合国宪章中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但北京绝不避嫌，一再坦承与俄罗斯友谊永固，令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更形孤立，也加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戒心。

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大，但执政者看来不是越感安心，而是越感恐惧，害怕失去驾驭大局的权力，因此需要铁腕政策，对内加强压制、对外扩张影响力，以确保国内以至国际局势，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发展下去。不过，北京对内对外不断展示权力，在民主国家眼中，正如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L. Shirk）所说，已到了过分（overreach）的地步，引起中外冲突之余，也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

谢淑丽指出中国的损失有四方面。首先，由新疆集中营、国安法治港、战狼外交、经济制裁那些批评中国的国家、网上黑客入侵私人机构窃取机密、与流氓国家关系友好等等，都有损中国作为国际领袖的声誉。其次，中外之间的冲突，促成多个国际联盟组织的出现。例如四方联盟（QUAD，即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安全对话机制）、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AUKUS）、美国-欧盟贸易与科技委员会等等先后成立，目的就是制约中国的扩张，并降低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倚赖。

第三是经济损失。外国政府对中国疑心越大，政策就越严厉，处处限制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机会。例如加强审查到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禁止高科技制品售予中国、限制科学技术的交流、制裁中国企业、将供应链分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等等，都会直接冲击中国经济。由2010到2020的十年间，外国投资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下降，正反映中外关系日渐恶化下，外商对政治风险的忧虑。

最后是严苛的内政措施对经济的祸害。科技巨企领头人纷纷下马、学校增加意识形态洗脑却减少英文课时、严密限制政治及经济资讯流通、加强管制娱乐文化等等，促使富有的企业家和中产人士离心离德，自己不移民，也先送走家人及资产，而“清零政策”的影响不用说了，未来问题更是，当疫症无法清零，中国仍要坚持“清零”，又如何再向世界开放呢？

大家可以不认同谢淑丽的看法，指中共是因为权力扩张超过应有的限度，结果造成上述的问题，但不能不承认，她指出的几点事实，都值得认真思考。一是民主国家是由于认为中国内外措施过分，所以采取制衡中国的政策；二是这些措施直接窒碍中国经济及科技的进步；三是必须改辕易辙，才能赢回民主国家的信任和合作，中国才能向前走。

中国最后会否走上康庄大道，还是闯进越行越窄的独木桥，很快就可以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