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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翻看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个“小人物”的回忆录。
老先生是贵州凤冈县人，生于1943年，可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作为农民子弟，他有幸读到了高中毕业，然后当了小学教师。此后，进入体制内，一直在基层工作，直至退休。
这本并非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既是老先生一生遭遇的概述，也是以普通人视角记录下的一段历史。由于时间上的“巧合”，老先生的经历中，留下了新中国那些重大事件的“痕迹”。
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等等，这些从数千里掀起的运动，荡起的巨大涟漪，不可避免地波及到贵州的山村。
1958年，他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他目睹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田野里，大片大片粮食，无人收割，最终烂在田里。农民们忙着建高炉，炼钢铁。农民的专业是种田，显然在炼钢铁方面是外行。用土法炼出来的钢铁，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毁坏了大量原材料。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家家户户上缴了余粮，村里办起了食堂。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不要钱，有一段时间甚至走到别的村也可以免费敞开吃。但是吃着吃着就没米下锅了，他们曾一度相信，“国家不会让老百姓挨饿”。
上缴的余粮吃完了，地里的粮食烂完了，冬天到了，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各户家徒四壁，挨饿成了必然。饥荒出现前，全村有六七百口人，饥荒结束后，少了二百多人。
他的二伯家共有8口人，长子在70多里外一个乡镇工作，余下的7口人饿死了5个，剩下长子的媳妇和她4岁的孩子。
1960年放寒假时，他从学校回家，路上见到30多个尸体，都是饿死的。偶尔，几具尸体拦住了路，他需要跨过尸体才能继续赶路。
那个时候死亡随时发生，是“平常得很的事”，大家已经麻木了。他的祖母被埋葬的时候，4个人抬不动棺材，大家都已有气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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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读这样的文字，既让人泪下，又觉得不可思议。人们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粮食烂掉而不收割，人们怎么那么听话地去折腾炼废钢，人们怎么能够平静地等着饿死。
这显然是人间最大的荒唐，然而人们就是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荒唐上演并持续，并付出生命的代价。
是什么能够让人在巨大的荒唐里“安之若素”呢？是一种崇高的理由，崇高到让人不会怀疑不会质疑不会反抗。
最崇高的理由就是，通过大跃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要在1959年实现钢产量2500万吨，超过英国。
有这么崇高的理由，为了实现这么伟大的目标，一切妨碍早日实现目标的工作都显得无关紧要——收割一万斤粮食远远没有炼出一万斤废钢重要，因为后者是目标，而前者可能影响目标。
这所谓的崇高就是一种“压迫”，它崇高到如同具有“神性”，怀疑它就是有罪的，一切都应该为它让路。
如此要命的崇高，有的来自于极高的管控能力，有的来自于长久的思想灌输。比如，在有些时代，女子为丈夫“死节”就是极为崇高的——丈夫死了，老婆自杀殉夫会被当作极为崇高的行为宣扬。与此相比，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就显得不那么极端，终生当寡妇也会得到官府的表彰。这种崇高的建设，不知道吞没了多少鲜活的生命。
被胁迫也罢，出于自愿也罢，当一个普通人可以有幸置身于崇高的事情，大概率是要付出极高代价的。
有些崇高的事情确实值得献身，但有些崇高的事情完全是一种编造。前一种事情具有可持续的价值，后一种事情往往极为短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那崇高的颜色很快就褪色了，转瞬就显得荒唐。
历史地看，荒唐的事情从来长久不了。但若它被崇高加持，就可以轻易摧毁一代人。
历史地看，荒唐的事情虽然不长久，却总能反复上演，并携着崇高的理由将人们裹挟。
历史里写满了恐怖的事情——我收藏了一套《中国人口史》，在里面发现饥荒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像前文回忆录中老先生经历的那种饥荒则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把粮食烂到田里最终挨饿，这是最荒唐的饥荒。
年少时读史，我曾相信我们已经与历史拜拜，如今知道那所谓的“相信”不过是因为少不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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