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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福建女孩的两头婚:冠姓权、生育费、消失的婆家

始于传宗接代,困于姓氏暗战
2019年,女孩宁宁和丈夫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不到三年,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丈夫时而异地但也温柔体贴,能力范围内,对宁宁和孩子们极尽照顾。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温馨幸福的四口之家,但不妙的是,他们的婚姻是“两头婚”。

这不是一种新生的婚姻模式,却因独生子女政策在当下受到了更多关注。它免去了男方给彩礼、女方给嫁妆的经济压力,男不言娶、女不言嫁,婚后可以上两方老人家里轮流居住;孩子则一般需要生两个,一个随男方姓,一个随女方姓,对两边老人都称“爷爷奶奶”。

有人说这是女性地位崛起的标志,也有人嘲讽在这个不相信爱情的时代里,连婚姻也要开始AA制了。但对宁宁而言,这样的婚姻更多意味着她的妥协。

弟弟去世后,她必须要为娘家留下一个本家姓的孩子,替弟弟完成“传宗接代”的义务。为此,她选择了以“两头婚”的形式与丈夫缔结婚姻,从此,他们俩的感情不再只有二人世界的温馨浪漫,还充斥着来自两个家庭的干涉与争吵。

“两头婚”这个选择是否合理、是否完善、是否帮助年轻人获得各自想要的婚姻胜利,看完她的故事,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传宗接代,成了她的义务
2015年底,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晨,宁宁在公司宿舍醒来、开机,一切和往常一样,直到妈妈的一通电话打破了这样的宁静。

“弟弟没了。”电话那头,妈妈哽咽着对宁宁说。

宁宁的心脏狠狠收缩了一下。等缓过神来时,手里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她呆坐在床上,任由情绪,以及自己的生活,被巨大的黑暗吞噬。

那时宁宁25岁,自小在福建莆田的一个村子里长大,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这片土地,爸爸妈妈靠做生意养活了他们姐弟三人。

现在,姐姐早已出嫁,弟弟又意外离世,排行老二的宁宁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婚姻选择。

在宁宁的家乡,传宗接代往往是家族里男孩的义务,但如果家里只有女孩,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招上门女婿,或者是“两顾”,也被叫作“两头婚”。

“两头婚”是最初起源于江浙一带的婚姻形式,不过如今在福建莆田也早已见怪不怪了。它的意思是“男不娶女不嫁”,男方不用给彩礼,女方也不必给嫁妆,夫妻娘家、婆家轮流走,未必要成立自己的小家。


选择了“两头婚”的夫妻,就宛如选择了一种“契约制”的婚姻关系,从婚礼安排到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夫妻二人及双方家长的协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夫妻一般生育两个小孩,一个和男方姓,一个和女方姓。孩子们管双方老人都叫“爷爷奶奶”,不再称呼女方父母“姥姥姥爷”。 

显然,两头婚的大量涌现与独生子女政策不无关系: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谁都不愿意让孩子离自己太远。而那些只有女儿的人家则更为拥护这样的婚姻:女儿不远嫁,娘家也后继有人,家产不会随便给被亲家和女婿分去。

宁宁的表妹们就属于这种情况。表妹一家是三个女孩,每每亲戚来做客,这些人就忍不住规划起来女孩子们的未来。

“没关系的,长大了就招个上门女婿或者两头婚吧,这样就不用嫁出去了,可以陪在爸妈身边。”他们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对着三个女孩的爱情指指点点。

现在,放在宁宁眼前的也只有这两个选择。姐姐已经出嫁,延续“香火”的任务就落在了宁宁的头上。没错,是香火,这个听起来似乎完全不像是这个时代的词语。有一个和自己姓的孩子,家里不至于“断后”,变成了在长辈眼里最重要的事情。

宁宁先选择了招上门女婿,她让亲戚和媒人帮忙介绍相亲对象,条件也只有一个——必须接受入赘。但即使就这一条,能接受的男生也少之又少。

在莆田农村,适婚年龄的普通女孩家里,总会络绎不绝地有职业媒人带着男生上门喝茶,多的一天聊十来个也很有可能。但宁宁为了给家里招到一个上门女婿,两年里被亲戚们赶着接连与四五个男孩相亲,全部无疾而终。

她不敢想象自己还能像普通女孩那样缔结婚姻。那意味着远嫁,可能要搬去婆家所在的城市,孩子也不会和自己一个姓,父母百年后的祭祀都成了问题。

在莆田,家族祭祀只能由男人来主持。没有了儿子,祭祖难以举行,“香火”就真的断了,甚至连村里的土地都会被别人家肆意侵占。

自从弟弟去世后,宁宁的婚姻就不再是一项自由的权利了,而是她的义务。“结婚”“赶快招到上门女婿”“完成生命中重要的环节”,这三种说辞反反复复出现在她相亲的两年里。

宁宁意识到,再找下去可能也很难有合适的入赘人选,她开始寄希望于“两头婚”。

不久之后,宁宁遇到了让她心动的男人,也是她现在的丈夫。他是个温柔、善于沟通的人,会在吵架后主动发来小作文弥补感情的裂痕,从不会冷暴力对待宁宁;也会在每次吃火锅前烫好所有的菜,贴心夹在宁宁的碗里。


“是时候结婚了”,相处一年后,宁宁这样想。

而当宁宁选择两头婚后,才发现这个婚姻形式变得越来越沉重,被赋予了太多含义:它和姓氏有关,和户口有关,和财产有关,和传宗接代有关。

宁宁开始担心,它会不会恰恰与爱情无关?

                                                                                                    面子,孩子和争吵
充满条件的婚姻不可能一切顺利。
在和丈夫相识之初,宁宁就如实介绍了家里的情况,并且提出只能接受“两头婚”。但丈夫是家里的独生子,未来很有可能肯定要继承家里的生意,公婆都拒绝接受这种“非传统”的婚姻。

不接受的原因主要是“面子”。“两头婚难道不是娶不起老婆的男人才会选择吗?”丈夫的父母这样质疑。“我们家给得起彩礼,为什么还要这样结婚?”

娶媳妇要花钱,福建又是全国出名的高彩礼地区。在宁宁的家乡莆田,20万只能算起步价。但比起这些,老两口更害怕的还是被村里人笑话 ,嘲笑他们辛苦一辈子,都拿不出钱和房给儿子娶媳妇。


宁宁的父母也不看好这个“独生子”女婿,因为这无疑会加重女儿赡养老人的负担。何况“两头婚”还意味着女儿必须生养两个孩子,实在太累了。

最终,在宁宁和丈夫的劝说下,双方父母都妥协了。劝说的理由主要是“幸福”,“两头婚不过也是为了幸福的一种形式罢了”。

但同意结婚并不是最后的胜利。很快,宁宁和丈夫就将要卷入下一场战争——第一个孩子和谁姓?

订婚宴当天,公婆一家从隔壁市赶来,两家人坐在一起,商量婚姻细节问题。寒暄过后,双方正式进入了正题。

“一个大男人又不是上门女婿,生的第一个孩子不和自己姓,别人会说我们家穷,好像娶不起媳妇一样哦!”婆婆在饭桌上痛心疾首,“我们家已经同意两头婚就是最大的让步了,怎么还要争这个呢?”

乡下里四邻八亲全都认识,熟人的风言风语和嚼舌根想躲也躲不过,为了这个面子,婆婆必须得争一争。

但对娘家这边而言,孩子的姓氏可绝不是个面子问题。宁宁的妈妈很担心女儿会成为婆家的生育工具:第一个孩子和男方姓,户口也放在了男方那边,万一男方当下就决定和宁宁离婚怎么办?

一旦失败,宁宁将一无所有。宁宁妈妈清楚地明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到底有多痛苦。

选择“两头婚”的夫妻里,为孩子姓氏大吵一架的不在少数,更有在医院大打出手,甚至离婚的。

宁宁的一个远房表妹就是如此。结婚怀孕后,男方父母立刻找了过来,要求无论如何第一胎都要和男方姓。

万一第一胎孩子是女孩、第二胎是男孩怎么办?公婆早已考虑过这种可能,所以提出了更万无一失、也更加过分的要求:是女孩也先随男方,等第二胎生了男孩,再给两个孩子换回来。

“怎么总有人想要什么便宜都占呢?”宁宁听说后非常诧异。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要面对这个头疼的问题。

宁宁记得,订婚宴那天两家耗了整整一个上午,从九点吵到十二点,都没有争出结果来。

婆婆有好几次都紧拽着身上的小包,仿佛多说一句就要起身离开;公公则是直接了断:“那就不要搞两头婚了!你们需要多少彩礼?我给!”

最后还是宁宁的爸爸看不下去了,摆摆手说:“别伤了和气,开席吧。”

宁宁和丈夫就讪讪地坐在一边,一句话都没说,更是一句话都插不上说。她抬头看看丈夫的脸色,和自己一样绝望和无助。

“第一胎和谁姓”,这个问题,一直到宁宁生产前都没有吵出结果。


2020年,正月十五,距离宁宁的预产期不到一周。

这是宁宁和丈夫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两头婚不需要女方去婆家过年,小夫妻商量后决定各回各家陪父母,等到过了元宵节后,丈夫再从老家过来陪宁宁待产。

但婆婆的不满也在春节达到了顶峰。

起初是因为疫情,婆婆不想让儿子冒着风险跨市陪产,之后又说是生意出了问题,丈夫一直脱不开身。丈夫只能委屈地给宁宁发来微信,道歉他没有如约回到妻子身边。

一直等不到丈夫,宁宁也只能干着急。“大不了自己生,自己带着孩子过。”她把心一横。直到出现了明显的生产反应,丈夫才从老家赶来陪产。

几天后,宁宁在凌晨剖腹产,生下了第一胎,是一个男孩。婆婆第二天早晨就匆匆赶来,一边抱孩子,一边给各路亲戚打电话、问名字。

看着婆婆态度180°大反转,宁宁在心里冷笑。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这个孩子都要和自己姓。很快,她就找医院办好了出生证明,上面有孩子的大名,和宁宁一个姓,公婆只能接受。

离开医院前,婆婆反复叮嘱宁宁二胎的事情,并信誓旦旦地承诺,会支付二胎怀孕和生产的所有费用。

但两家人围绕“两头婚”的矛盾并没有就此结束。

                                                                                          不是一切都能用AA解决
每场婚姻背后都有一笔账,两头婚更是如此。一个孩子娘家养、一个孩子婆家养,原则上需要由各自家庭AA负担孩子的各项开支,但总有人背地里把一切算计得过分清楚。

大宝出生不到一年后,宁宁的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是个女孩。第一个孩子随了母姓,第二个自然就随了父姓,户口也挂在了公婆家。但因为公婆和丈夫在隔壁市做生意,没办法照顾孩子,养育两个孩子的任务全都落在了宁宁和娘家这边。

坐月子的时候,丈夫贴身帮宁宁带娃,她可以好好休息;等丈夫会去忙生意后,带娃的压力就只有宁宁独自承担了,她时常忙到忘了要照顾自己。

有一次大宝贪玩跑了出去,宁宁连忙跟在后面想要把孩子追回来。才迈出一条腿,她突然感到臀部一阵剧痛。那种疼痛既不是肉疼,也不是骨头疼,更多的像是神经在疼。

其实,这种痛感从宁宁生育之后就一直伴随着她,每天都隐隐作痛。但是那一天,她是真的痛到连走都走不了了,只能弯下腰停在原地,看着大宝跑走的背影。

去医院检查,宁宁才知道自己子宫脱垂,这个是本该在生产后六个月内做完的康复项目。

被消耗的不仅是宁宁的身体。二胎出了月子后,宁宁收到了婆婆承诺的生产费用,一万三千元。从怀上二胎到现在照顾孩子七个月,她只收到过这一笔钱,月均不到1000元。

虽然丈夫已经买好了奶粉、纸尿裤、营养品这些必需的母婴用品,但对宁宁的住院费、坐月子的花销、日常的伙食而言,这笔钱是绝对不够的,宁宁的爸爸为此要出去做工补贴家里。

在怀孕之前,宁宁原本有着一个自己辛苦创业的淘宝店铺。那是弟弟去世后,她为了多挣些钱给父母养老做的副业,没想到越做越好,一个月能赚两三万,这让她下决心辞去了原来那份工资只有3000元的工作。

但为了完成两个孩子的“生育任务”,宁宁很难再顾及自己店铺的经营,再加上如今疫情的打击,客源大量流失,她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不仅自己无力支付孩子的开支,连给父母养老都没有保障,还要父母围着自己母女三人操劳,这让宁宁感到深深愧疚。

宁宁很想让公婆帮忙带带孩子,可他们总以“工作太忙”为由推辞。

仅有一次,公婆极为难得地主动提出要帮忙带孩子。那是宁宁怀着二胎的时候,她和丈夫去婆家在隔壁市买的新房住。大宝当时已经学会走路,爱跑爱闹,喜欢缠着爷爷奶奶玩。才一天过去,公婆就失去了耐心,第二天再也没提过带孩子的事,老两口躲在卧室里玩手机,直到中午才走出来做饭。

“你爸妈不能主动帮忙带带孩子吗?”宁宁忍不住和丈夫责怪起来。丈夫安慰她,等到孩子上学以后再让自己的爸妈帮忙照看。宁宁埋怨着说:“可那个时候最累人的阶段早就过去了,孩子早就可以独立了,哪里还需要大人追在屁股后面照顾啊?”

公婆也答应好了两个宝宝无论和谁姓,都不会差别对待。但从他们对两个孩子的实际态度来看,宁宁很难承认这是足够公平的。

宁宁家乡讲究一种习俗:为了祝福宝宝平安长大,婆家和娘家都要为孩子准备礼物,四个月的时候是银锁和银手镯,周岁的时候是金锁。

婆婆在二宝四个月的时候就买齐了这三样礼物,但随了宁宁姓的大宝却只在周岁的时候受到了一个金锁。最后在二宝周岁生日时,婆婆才顺便给大宝补上了一个银锁。

现在,大宝还缺一对银手镯,但宁宁不想再和婆婆提起了。她只希望孩子能快快长大,她好腾出手来完成产后康复,再把淘宝店也重新做起来。

为了“两头婚”,三年不到生下两个孩子,无论是那种收入自由的感觉,还是和孩子一起愉快奔跑的快乐,宁宁都太久没有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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