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进入战后重建与内战准备并存的阶段。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向中国提供了约15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包括武器、飞机和军需品。1945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报告中称，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应获得美国全力支持以维持稳定。然而，随着冷战格局初现，美国对华政策逐渐从单纯支持国民政府转向更为复杂的战略考量。《杜鲁门回忆录》中，杜鲁门写道：“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但我们不能忽视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趋势。”这种矛盾心态为美国后来的有限支持埋下伏笔。
1946年初，国军在东北战场占据明显优势。日本投降后，国军迅速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截至1946年3月，国军在东北部署了约50万精锐部队，包括美式装备的第52军和新1军，而共军仅有约15万兵力，且装备落后，多为步枪和轻型火炮。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在回忆录《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写道：“我军在东北有绝对优势，沈阳守军装备美式坦克和重炮，共军根本无法正面抗衡。”1946年4月，国军攻占四平，迫使共军退守松花江以北，胜利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正当国军准备扩大战果时，美国政府通过特使马歇尔介入，强力推动停战。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被杜鲁门任命为驻华特使，任务是调停国共冲突，建立联合政府。《马歇尔使华报告》记载，他抵达中国后即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展开谈判，试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内战问题。1946年5月，马歇尔在东北提出“停战令”，要求国军停止对共军的追击。蒋介石在《蒋介石日记》中愤怒写道：“美方强令我军停战，实乃自毁长城，马歇尔不明中国实情，误我大事。”杜聿明回忆，当时国军士气高昂，士兵配备美式M1步枪和105毫米榴弹炮，而共军仅靠缴获的日式三八式步枪作战，若继续进攻，极有可能全歼共军东北主力。然而，马歇尔以“若不停战，美国将停止援助”为威胁，迫使蒋介石妥协。1946年66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国军停止进攻，共军得以喘息。
美国为何在此关键时刻限制国军行动？这一决策深受国际形势影响。1946年，冷战序幕拉开，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日益加剧。苏联在东北暗中支持共军，提供武器和顾问。《苏联外交档案解密》显示，1946年初，斯大林指示苏军将东北的日本军火库移交给共军，包括约30万支步枪和2000挺机枪。杜鲁门政府担心，若国军彻底消灭共军，可能引发苏联直接干预，导致中美在亚洲的正面冲突。《美国国务院文件》记录，国务院官员认为：“若中国内战升级为美苏代理人战争，将使美国陷入亚洲泥潭，得不偿失。”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们不愿看到中国成为第二个希腊，卷入大国博弈。”希腊内战（1946-1949）中，美国为反共势力提供了大量援助，却未能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壮大，这一教训使美国对中国局势持谨慎态度。
同时，美国国内政治也影响了对华政策。194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杜鲁门政府面临共和党批评，指责其外交政策软弱。《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议员称：“杜鲁门对中国共产主义威胁视而不见。”为避免被贴上“失去中国”的标签，杜鲁门选择通过调停而非军事支持来塑造“和平缔造者”形象。此外，美国公众对海外战争普遍厌倦，二战刚结束，民众不愿再次卷入亚洲冲突。《时代周刊》民调显示，68%的美国人反对向中国派遣军队。这种国内压力使杜鲁门政府不愿全力支持国军。
国民政府的内部问题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信心。蒋介石政府腐败严重，经济崩溃，军队士气低落。《国民政府财政报告》显示，1946年通货膨胀率高达500%，法币贬值，士兵薪饷不足，导致逃兵现象严重。马歇尔在报告中写道：“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激烈，贪污成风，我怀疑他们能否有效使用美国援助。”1946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称：“蒋介石过于自信，拒绝改革，国军虽人数占优，但战斗力堪忧。”例如，1946年10月，国军在锦州战役中虽击败共军，却因后勤混乱未能追击，白白错失良机。杜聿明回忆：“部队缺粮缺弹，士兵饿着肚子作战，怎能打胜仗？”这种状况让美国怀疑，即使加大援助，国民政府也未必能取胜。
相比之下，共军展现出更强的组织力和民心支持。《中共党史资料》记载，1946年，共军在东北发动土地改革，分田给农民，赢得广泛支持。林彪在《东北战局报告》中写道：“我们靠群众，粮食、情报源源不断，国军却如瞎子聋子。”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这一趋势，《中央情报局报告》分析：“共军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国民政府已失去民心。”马歇尔在回忆中承认：“我低估了共产主义在农村的影响力。”这种对比使美国认为，支持国民政府可能只是徒劳。
1946年停战后，共军利用喘息之机迅速壮大。《辽沈战役史料汇编》显示，1946年底至1947年初，共军兵力从15万增至30万，装备也得到提升。1947年夏，林彪发动夏季攻势，收复四平，国军被迫转入守势。蒋介石在日记1947年7月20日写道：“停战乃最大失策，共军趁机坐大，我悔不当初。”美国虽在1947年通过《援华法案》，提供4亿美元援助，但多为经济物资而非直接军援，且因官僚拖延，实际到位资金仅1.25亿美元。《美国国会记录》显示，议员们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援助等于扔进无底洞”。这种有限支持无法扭转战局。
东北战局的逆转直接影响了全国局势。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国军损失54万精锐部队，东北全境落入共军之手。《中华民国军事史》记载，战役期间，国军第52军军长刘峙因指挥失误，导致部队被围歼，士兵冻饿而死，尸横遍野。杜聿明回忆：“辽沈失利后，士气崩溃，士兵一听共军来了就跑。”此后，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接连失利，国军主力被歼灭，国民政府大势已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的有限支持间接促成了这一结果。
美国决策的后果引发了激烈争论。《谁失去了中国》1952年，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记录中，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指责杜鲁门政府“背叛盟友”，称马歇尔是“共产主义的帮凶”。马歇尔反驳：“我们尽力避免战争扩大化，国民政府的失败是自身问题。”历史学家费正清（J在《中国与美国》中分析：“美国不愿全力支持，是因为既不想与中国结怨，也不想与苏联开战，结果两头不讨好。”这种骑墙态度客观上为共军提供了崛起空间。
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进一步解释了美国的犹豫。1947年3月，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承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但重点在欧洲而非亚洲。《杜鲁门演讲记录》显示，他优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拨款4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支持远低于此。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美国全力应对苏联在欧洲的威胁，无暇顾及中国。《美国外交史》指出：“中国在冷战初期的战略价值低于欧洲。”此外，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也牵制了美国注意力。例如，1946年，法国在越南与胡志明作战，美国提供间接支持，分散了对华资源。
中国国内的现实也限制了美国的选项。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争权夺利，削弱了统一战线。《蒋介石传》记载，1946年，CC系领袖陈立夫与军方将领白崇禧因军费分配公开冲突，导致资源浪费。经济上，1948年，上海物价上涨1000倍，市民抢购大米，街头暴动频发。《申报》1948年报道：“市民排队买米，警察开枪镇压，死伤数十人。”这种混乱让美国认为，国民政府已无救药。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写道：“蒋介石的政府像一栋烂房子，修也修不好。”
共军的战略灵活性则加剧了国军的困境。《林彪军事文集》记载，辽沈战役中，林彪采用“围点打援”，诱国军分散兵力，再集中优势歼敌。1948年10月，锦州失守，国军援军被阻于黑山，损失10万余人。林彪在报告中写道：“国军机械作战，我们以灵活取胜。”这种战术让美式装备的国军优势化为乌有。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在《东北战况报告》中承认：“国军训练不足，指挥混乱，美式武器形同摆设。”
美国决策的失误还体现在情报失察。《中央情报局早期档案》显示，1946年，美国低估了共军的潜力，认为其“不足以威胁国民政府”。1947年，情报官员预测：“共军将在一年内被消灭。”这种误判导致美国未及时调整政策。直到1948年辽沈战役后，CIA才承认：“我们错判了形势。”这种情报失误放大了停战决策的负面效应。
从当事人的角度看，美国的有限支持让国军将领深感失望。熊式辉（东北行辕主任）在回忆录《东北三年》中写道：“美国口惠而实不至，马歇尔停战令断送了我军前程。”白崇禧在《桂系回忆》中称：“美国援助如隔靴搔痒，共军却日益壮大。”共军领导人则看到了机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预言：“帝国主义不会真心帮蒋介石，我们要靠自己。”1946年停战后，周恩来对马歇尔说：“你们给了我们时间，我们不会浪费。”这些回忆表明，美国的犹豫被双方敏锐捕捉，影响了战局走向。
经济援助的低效也削弱了美国支持的效果。1947年，美国提供的1.25亿美元援助中，约40%被挪用。《国民政府审计报告》显示，上海官员将援助物资倒卖黑市，一袋美援面粉在街头卖到10倍价格。1948年，国军士兵因缺粮哗变，军官却在后方囤积物资。《中央日报》报道：“士兵饿死前线，将领醉生后方。”这种腐败让美国援助形同虚设，也坚定了杜鲁门政府不愿追加投入的决心。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影响了美国立场。1946年，英国驻华大使报告：“国民政府已无回天之力，美国若全力支持，只会浪费资源。”《泰晤士报》评论：“中国内战是蒋介石的坟墓，美国不应陪葬。”联合国讨论中国问题时，多数国家持中立态度，不愿卷入。《联合国记录》显示，印度代表称：“中国事务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种国际氛围强化了美国的谨慎。
美国决策的后果在1949年后引发深刻反思。《国务院白皮书》承认：“我们未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但这并非完全是美国之过。”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辩解：“我们尽力了，但国民政府自取灭亡。”然而，共和党则借此大做文章，1952年总统选举中，艾森豪威尔批评杜鲁门“丢了中国”，赢得选民支持。《美国政治史》分析：“中国问题成为冷战初期美国党争的焦点。”
从长远看，美国的有限支持塑造了东亚格局。1949年中共建政后，迅速与苏联结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直接对抗。《朝鲜战争史》记载，中国出兵50万，击退美军至三八线。若1946年美国全力支持国军消灭共军，这一连串事件或可避免。历史学家唐纳德·扎卡里亚在《从财富到权力》中写道：“美国在中国的失误，间接促成了亚洲的共产主义链条。”
综合史料和事例，美国在1946-1949年间未全力支持国民政府，既有国际冷战考量，也有国内政治制约，更受限于国民政府的内忧外患。1946年东北停战令是关键转折，国军错失歼敌良机，共军趁势崛起。马歇尔的调停虽意在和平，却客观上为中共胜利铺路。杜聿明在回忆录中叹息：“若无美国干预，东北必胜，历史或改写。”蒋介石晚年在《反省录》中写道：“美国弃我于危难，我虽败，亦无憾。”这些记载折射出美国决策的复杂性及其深远影响，最终在无意中促成了中国共产主义政府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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