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过去了，武汉封城的记忆依然深刻，新冠疫情成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分水岭。
对李麦子也一样，她原本没打算离开中国，但疫情推了她一把。
2022年疫情高峰期，她还在北京一家留学仲介工作。一天，为了拿到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进入公司，她和同事找了两小时才找到就近的检测点，眼前是三公里长的队伍。当时，防控政策朝令夕改，他们原本持有的72小时检测证明失效，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我觉得这个国家疯了，”她对BBC中文说。
35岁的李麦子是中国知名“女权五姊妹”之一，曾多次组织街头行动为女性和LGBT群体发声，近年来频遭打压。
她说，疫情期间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凸显出权力迅速集中，紧缩的公民社会更加萎靡，这迫使她最终做出决定：离开中国。2023年7月，她到了美国，目前定居纽约，成为疫情后大批移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产人士中的一员。
五年来，疫情带来的深远影响仍在发酵，从严格的资讯封锁，到变幻莫测的封城、隔离，加上经济持续放缓，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出走者。
在美国等地，新的“离散中国”社群迅速形成。而像李麦子这样的行动者，正在异乡努力重启生活，建造他们心中的“理想中国”。
离开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李麦子说，疫情期间，她的室友因涉及参与“四通桥事件”被警方带走。她受到牵连，被员警密切监视，行动受到限制。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当局加强封控，一些城市强制全员检测、隔离，食品和药品短缺，民怨沸腾。13日，在北京四通桥上，一名抗议者挂起横幅“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被称为“四通桥事件”。
之后全国各地出现更多抗议活动，包括备受关注的“白纸运动”。
公民社会受打压之际，迫使李麦子离开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件私人事件。
2022年夏天，她打算与女友结婚。消息传出去后，遭到国保骚扰。
当时李麦子还在上班，在楼道里接到国保电话，被告知不准结婚，她“整个人就崩溃了”，泣不成声地问对方：“我现在都不上街了，为什么结婚都不行？”
中国法律并不承认同性婚姻，她们在网上办理美国犹他州的结婚登记，原本计划邀请100人参加婚礼，但最终低调处理，改为线上仪式，只有30多人参加。随后，李麦子跟随留学的伴侣一起离开中国，到纽约定居。
“警察的手伸到我的个人生活里，无孔不入，”她说。身为行动者，她早就知道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但没有想到，个人生活也成了掌权者控制的一部分。
中国在2022年11月底解除封控政策，大批民众陆续离开中国。有人感知到政治高压，还有人对经济复苏乏力感到绝望。2023年第二季度GDP仅成长了0.8%，6月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1.3%，创历史新低。
许多人利用留下、经商或工作签证移居海外；还有一些人铤而走险，穿越中南美洲以俗称“走线”方式偷渡去美国。据报道，2023年前9个月，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22,187名从墨西哥入境的中国公民。这是2022年同期数字的13倍。
投资移民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23年有13,800位高净值人士离境，成为全球高净值人士（拥有至少100万美元资产的人）外流最多的国家；预计2024年将有15,200人外流，创下历史新高。
该公司分析称，这一趋势从2022年下半年疫情有所改善之后就开始了，在整个2023年都很明显。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这些有钱人离开故土的首要原因，而美国是首选目的地。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对BBC说：“中国在控制疫情期间暴露出重大的公共治理危机，一些政策并非依照科学制定，而更多是通过权力手段推动，令民众无所适从。”
他表示，中国当局对死亡人数等资讯不透明处理，疫情期间动辄封锁小区、限制人身自由，疫情后也没有彻底反思，令许多人对中国的体制感到绝望，因此选择离开。
“不管是知识分子、高净值人士，还是底层民众，都经历了政治和经济上最糟糕的时期，他们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再保有信心。”
来自西安的江雪在疫情期间的遭遇迫使她逃离中国，这位资深记者目前在华盛顿。
2020年4月4日清明节，中国国务院宣布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对抗疫情牺牲的民众表达哀悼。江雪写下评论文章《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在外网发表。没过不久，员警就上门传唤，把她带到警局去做笔录。
“那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评论，之前写人权律师也没有上门过，”江雪对BBC中文说。
江雪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入行，在一家著名市场化媒体担任记者和评论员。彼时中国，市场化媒体蒸蒸日上，她对强拆、腐败、环境等社会问题都进行过调查报道。2014年，她转做独立记者。
到了2021年底，西安官员担心该市出现隐性传播链，下令1300万居民居家隔离。突如其来的禁令让许多居民措手不及，封城前，当地超市和市场出现恐慌抢购，手机上的通行程式崩溃，导致有必要出行的数万人无法通勤。
江雪把封城前后十天的见闻写成《长安十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长安十日》发布后反响很大，江雪说微信公众号上收到成千上万条留言。但没过几天，文章就被各平台封锁。
江雪说，疫情前她就触及过敏感议题，对于当权者或许比《长安十日》更批判，但时过境迁，红线似乎有了变化。
“我不是异议分子，而是媒体人，这是专业和本分，觉得有些事情重要就去报道，”她说。不仅她自己，她的很多朋友都感到，“在大环境压缩后，活得很痛苦、很压抑”。
快50岁的江雪最终也选择出走。
建设“离散家园”的坚定和挣扎同样决定出走的还有书商于淼。
他从上海移居到美国，在华盛顿开设中文书店季风书园。他一边读书，一边申请杰出人才签证，打算长期留下。
该独立书店原本在上海创立，自于淼接手后就频繁举办讲座和论坛，有“精神地标”之称。但过去十年，不断有讲座在压力下被取消，书店业务也持续萎缩。
2018年，书店被迫关闭，于淼也被禁止在国内从事商业活动。一年后，他赴美国读书，与家人一起住在佛罗里达州。
他原本打算读完政治学硕士就回中国，继续出版或公益相关工作，但发现回不去了。
2022年初，于淼的妻子谢芳回上海照顾母亲，期间经历了封城。解封后她准备回美国时，却在机场遭边境人员拦截，官方要求以她自己的出境自由换取于淼回国接受调查。
“他们指控我在这边（美国）用笔名发表政治评论文章，文章讨论中国政策和中国领导人，”于淼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
事件获《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几个月后，谢芳被放行，和丈夫在美国团聚。
但于淼意识到，“回中国变得不太可能了”。
“这边（美国）或许能给我们更好的可能性，但更主要是，原来所居住的社会环境令我们越来越失望，甚至给我们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
季风书园自去年9月开业以来，已经举办了数十场讲座，每个月几乎有五场左右，包括加州克莱蒙特的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华裔作家哈金、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吴国光等。
不少人慕名而来。11月的一天，一名中国留学生专门从新泽西驾车四个多小时来到书店，一进门便和店员热情地打招呼，说自己曾经在上海拜访过季风，很庆幸它能在华盛顿“重生”，希望捐款支持书店的运营。
于淼说，开放多元的华盛顿给了季风书园足够的包容，社区对华人书店的认可比他想像的还要好，房东老人在租约上多加了五年优先竞标权。
“我觉得开始被社会接纳了，跟来之前的想像还是有些不同，”于淼说。“当你觉得被一个整体社会所接受的时候，对国家、对身份的概念都会有不同认识。”
于淼做好了长期留下的打算。在这个书店进入寒冬、电子閱读兴起的时代，他把租约签了十年，目前还没有达到收支平衡，但他有信心吸引机构或社会大众进行捐助，将书店发展成非盈利机构。
他说，书店填补了社群中的一些空白，希望能成为海外华人的“离散家园”，为他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支柱，与此同时延伸出更大的可能性，“为形成更好的中国提供一些贡献”。
说这些话时，他的表情坚定而自信，但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矛盾和挣扎。
“这会不会是一种幻觉？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于淼说。“这是一种想像的空间，是自我赋予了它意义，事实上就是一种期盼，没有根据的期盼。”
在纽约的女权活动者李麦子，正在用她的方式重建人生与社群。
11月一个傍晚，在纽约心脏曼哈顿一座不起眼的工业大楼里，传来一阵歌声。一群年轻的声音用中文歌唱：“哪朵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报复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
这首歌是台湾歌手蔡依林的《玫瑰少年》，为酷儿群体而作。北京酷儿合唱团——曾在中国唯一能够公开演出的LGBT合唱团——也演唱过这首歌。在这里，唱歌的是一群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领班的是李麦子。
2015年妇女节前夕，李麦子和四名年轻女性因组织反性骚扰活动被拘留。在看守所里，她把著名歌曲《你可听到民众呐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改编成中文，支撑她度过了一个多月难熬的日子。
李麦子说，她希望歌唱能为其他离散在海外的华人带来力量和慰济，或许也能成为一种长期影响中国的方式。
“想要运动可持续，首先人要可持续，” 她说。“我们也可以是政治性的，只不过我们先用唱歌的方式把大家团结起来。”
她先是在社群媒体上注册帐号，等粉丝累积到一定程度，开始发文招募合唱团成员，目前已经有30多人。她定期组织大家排练，还带领合唱团参加表演。在一些特殊时期，他们通过歌声表达立场。
没钱怎么办？她自掏腰包。没有团标怎么办？找中国国内的设计师帮忙。她似乎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目前她已经带领合唱团进行了十几次排练，大部分排练费用都由自己出，大概花费了1500美金；设计团标花费了约2000人民币。
她打算把合唱团拓展至百人，组织自己的合唱演出，未来发展成为非营利机构，申请艺术基金来支持营运。
“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 （身为女性，我没有国家）”，李麦子说。她从英国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那里获得灵感，认为社会运动不需要拘泥于国家，甚至不需要把自己限制在身份认同的政治里。
有了在美国注册结婚的经验，她还帮助中国境内的LGBT人士办理结婚业务，一方面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对于LGBT的意识。
“我能帮一对结婚，就能在国内产生一些影响，”她说。
对于资深独立记者江雪，她觉得用“离散”来形容这个时代很恰当。
她说，原本中国还在蓬勃发展，社会上还是有许多机会和吸引力。但疫情后，经济下行令普通人的生活都举步维艰，因此选择离开，她自己也“不知不觉在离散的途中”。
她为长期留下做着打算。她说，不能归去，那就安身立命。
“先把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才好，不想让自己很惨”，江雪说。她语带忧伤，偶尔眼往窗外，陷入沉思。
原本待在中国媒体业的她没有太多积蓄，到了美国，她依靠做编辑和研究工作生活，“各种打杂”。她自嘲道：“不管什麽宏大的叙事，首先生活下去再谈理想。”
她没有停下观察和写作，仍关注中国社会议题，包括近年来年轻人失业、经济下行产生的各种问题。她也对中国公民社会抱有很大兴趣，做一些回顾和研究，曾署名发表有关“白纸运动”的文章。
“我还是会继续我的理想，如果还有理想可言的话”，江雪说。
她曾阅读知名记者李大同的书《用新闻影响今天》，从中受到感召，明确了做媒体的初心。但逐渐，中国调查报道的空间越来越窄，许多优秀记者被迫转行，甚至自身难保。
“就是觉得不甘心”，她说。
到了美国，受到地域所限，她失去了新闻工作需要的“在现场”——无法与受访者面对面访谈，但获得了更宽松的资讯源，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过，中年被迫离开故土，她始终觉得“是羞耻的事情，饱含屈辱”。加上父母年事已高，江雪说，对家人的罪恶感是她无法言说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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