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足干劲】直径39.5 纸本水墨｜河夫作品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湖南澧州安福县(今常德临澧县)一个叫陈希圣的读书人，到县衙门告密，说他看到朝廷告示，“凡有违禁书籍俱令呈缴”，想起他的同门师兄弟邓譓huì涉嫌几宗罪：

第一，“将他人欲缴禁书多方购藏”(附书目)；第二，写有《履历志》一诗，“语多背(悖)谬”；第三，“素与不轨之徒潜相往来”；第四，托言卜卦算命，以谶纬术数“诱惑乡市人民”。(《陈希圣诬告邓譓收藏禁书案》，《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P236，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陈希圣说，他作为同门，多次批评邓譓，邓都充耳不闻，他只好到官府检举揭发，希望官府对邓的违法行为进行“惩儆”。

藏禁书、写反诗、结党徒、造谶纬(政治预言)，四条罪状任何一条落实，至少都是人头落地的事。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为了统治需要而下旨编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乾隆即发布史上最严的禁书谕令，其中列举的禁书目录多达三千多类，百姓凡家中藏有这些禁书的，在规定时间内呈缴便无罪，过期不缴，若被发现将受严惩。

在这样的高压背景下，陈希圣一告密，安福知县不敢擅作主张，第一时间上报知州。知州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湖南学政(约等于教育厅长)、湖南巡抚。

时任湖南巡抚李湖刚好在澧州督导，接报即令差役传告密者陈希圣到案讯问。李湖据说官声不错，目光如炬，三言两语便发现，陈希圣供述时支支吾吾。问他，你说邓譓写的《履历志》一诗内容很反动，到底写了什么，他先是“茫然无对”，然后又默写了四句“穷年对虎山，博学通今古，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数”，说这就是邓譓《履历志》中的诗句。

这不能不让李湖心中起疑，即亲自带人到邓譓在澧州城里的租屋搜书。

一番翻箱倒柜，只搜出一些算命卜卦的书，余者“并无别项违禁不法书籍”。审邓譓，他供称平日卜卦算命为生，并没有购藏禁书，更没有用谶讳愚弄人。他的房东也替他作证。李湖怕走漏消息导致罪证被毁，又带队赶赴安福县邓譓家中再行搜查。这一次倒是有收获，邓家确实藏有几本“应行销毁、摘毁之书”，但没有陈希圣所列的包括《留青新集》在内的几本，更没有什么“反诗”，所谓的“谶纬”也子虚乌有。

同时，李湖对告密者陈希圣的家也进行搜查。这一搜，也发现他藏有几本“应摘毁”的禁书《时文集》，“内多吕晚村评语”(吕晚村即吕留良，满清头号悖逆文人，关于他的案子以后还会专门讲到)。

为谨慎起见，李湖又即时讯问邓譓的亲属，及所在地的保正(约等于乡长)，所有人都证明，邓譓平时当私塾教师，兼职卜卦算命，“安分守己，素无不轨情事”。

更让人意外的是，告密者陈希圣的父亲也替邓譓说话，极力证明邓譓并不是一个反清分子。

案情基本明朗，李湖心中有数，遂将包括邓譓、陈希圣在内的涉案人员及查获的违禁书籍一起带到州府再行审讯。

一审再审，真相大白：

告密者陈希圣跟被告邓譓是表亲关系，也曾同窗共读。陈希圣的女儿，从小给邓譓家当童养媳，本来是亲上加亲。一年前，邓譓在陈希圣附近当私塾教师，两人往来密切，陈曾向邓借了两本书，邓见陈家里有一本《留青新集》，很喜欢，就跟陈说你借我的两本书不用还了，把你的《留青新集》给我就行。过后，邓看到朝廷公布的禁书目录，《留青新集》赫然在目，他就自己把书烧了。

陈希圣读书之余还喜欢射箭，射术不错。今年六月，邓譓的几个学生去跟陈希圣学射，邓譓很生气，认为陈希圣跟他抢学生，导致学生们荒废学业。两人一言不合就吵起来，陈希圣当时就想到县衙门告邓譓，虽被其他生员和他父亲劝住，但心里不忿，不想再跟邓譓有姻亲关系，就想悔婚把女儿从邓家接回。邓譓更怒了，直斥陈无耻，为了表示跟陈不共戴天，他把塾师之职辞了，远赴澧州租房算命为生。

事情本来就这么过去。没想到，今年十一月，陈希圣到澧州赶考，得知朝廷大力查缴禁书，他那本被邓譓换走的《留青新集》正在被禁之列，一直对邓怀恨在心的他，觉得报复机会来了，便到州县告密。又怕一本《留青新集》分量不够，还加了几本禁书名，并捏造邓写有反诗，且“与不轨之徒往来，以谶纬术数惑人”。

邓譓则供称，他家中所藏的几本书属于“旧有”，因为刚刚才看到朝廷公布禁书目录，没来得及呈缴，并不是明知禁书而“故意购藏”。陈希圣也供认，他的确是“挟嫌妄告”，当初告密时默写的那几句诗，其实是他临时编造的，而他自己家中，也确实藏有带吕留良评语的《时文集》。

很明显，陈希圣的所作所为，是赤裸裸的构陷，目的就是想置邓譓于死地。

大清律例规定，诬告反坐，甚至“加所诬罪三等”，就是你诬告别人，查实了，就按你所诬告的罪名加三等处罚。李湖在给乾隆的奏折中说，按大清律例，“造谶纬妖言惑众者斩监候”，而告密若被证明是诬告，则“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

本案中，陈希圣对邓譓的指控，基本都是诬告，他捏造的几句诗荒诞不经，但够不上“反动”级别，可不议罪；他家藏有带吕留良评语的《时文集》，属“轻罪不议”，但他说邓譓编造谶纬，这可是得斩监候的重罪，应“按律反坐”。所以，李湖建议，“合依诬告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打一百杖，不死也得烂屁股，然后还流放三千里，加三年苦役。

那么，被诬告的邓譓就无罪释放了吗？

想得美。

李湖认为，邓譓虽不是明知故犯购藏禁书，但他家中所藏的几本禁书没有及早呈缴，还将从陈希圣那里换来的著名禁书《留青新集》私自烧毁，也是违法，“应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

除此之外，安福县教谕、训导(相当于教育局正副局长)负有监管不严的责任，也应按律追究。

也就是说，邓譓虽被诬告，但确实有私藏禁书，所以得挨四十大板(身体弱的可能当场毙命杖下)；不知情的县教育局官员也受牵连，丢官那是至少的。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满清的地方官员怎么能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而监控只能靠人力的时代，怎么能不鼓励告密？

乾隆最后是怎么定案的，很遗憾，《清代文字狱档》中无相关记录，只是在李湖的奏折后面，附有乾隆朱批：“该部议奏。”按惯例，这就是同意李湖的量刑了，皇帝发话，刑部当然拟准，所以没什么反转。

此案最令人唏嘘之处，就是乾隆治下虽然鼓励告密，但查实是构陷诬告者，还是要受律法制裁的。

人性的险恶，天理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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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60年代，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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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步笑一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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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诬告没有任何成本

现在诬告没什么成本

那要看是谁诬告

emmmm...

看谁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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