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刷遍全网，宾西法尼亚大学校长麦吉尔顶不住舆论及捐助者的巨大压力，周六上午宣布辞职了。
此前的12月5日，她与哈佛校长、麻省理工（MIT）校长三人就校园内反犹主义日益猖獗而到国会接受质询，这三个名校校长在听证会上的言论和表现引发了舆论的批评狂潮。这三大名校的许多重要捐助者公开声明要停止捐助或撤回已经捐出的巨额资金，而74名国会两党议员联名发公开信要求三大名校校长辞职。
一、三大名校校长因何惹了众怒？
哈佛、宾大和麻省这三位女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什么反动话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呢？
在5日的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向哈佛校长盖伊、宾大校长麦吉尔和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号召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贵校的政策，是还是否？”
三个校长的反应惊人相似，都是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她们均反复强调，这要“看情况”（depend on the text）。学校捍卫每个学生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号召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行为只有在导致确实发生针对个人的攻击行为时，才违反校规。
斯特凡尼克反复质问同样的问题，期待从三位校长那里得到“是”的回答。但三位校长尤其是麦吉尔和盖伊反复强调这得“看情况”。三人的回答把斯特凡尼克气坏了。她厉声质问麦吉尔，这些反犹言论只有在变成真正实施的攻击行为时才违反校规？校方才会采取行动吗？斯特凡尼克的意思显然是质问，如果对犹太人的攻击和种族灭绝行为真的发生了，那还来得及吗？她问完哈佛校长盖伊后，已经有点气急败坏，她直接对盖伊说：“你必须辞职！你们三人的回答绝对不可接受！”
会后，斯特凡尼克发表声明，称三位校长的表现 “可悲且毫无道德底线”，同时宣布要对这三所学校及其他学校进行正式的调查。
在听到麦吉尔辞职的消息后，斯特凡尼克余怒未消。她说麦吉尔辞职只是“要求的最低限度”，并敦促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采取类似行动。她在社交媒体上说：“一个辞职了，两个还没走。这仅仅是解决摧毁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机构的无所不在的反犹太主义的开始。”显然，以她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不会善罢甘休。
6号，宾大校长麦吉尔发了个道歉视频，在视频中她辩解说，宾大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政策是“仅凭言论本身不能施以惩罚”，这也与美国宪法和法律相符。
8号，哈弗校长盖伊也不太情愿地道了歉。昨天有数百名哈佛教职员签署了一封声援信力挺这位黑人校长，称罢黜盖伊的政治企图“与哈佛对学术自由的承诺相违背”，并呼吁管理层“捍卫哈佛的独立性”。
MIT校长科恩布鲁斯本人就是个犹太人，但她至今未吱声，据说MIT的董事会力挺本校校长。
8日晚，74名美国联邦众议员（其中包括71名共和党议员和3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宾州大学董事会，要求三校校长辞职或将她们撤职。白宫发言人也批评了三位校长在听证会上的言论。
联名信说：“在这危机时刻，我们要求你们董事会立即解除这几位校长的职务，并且提出一项可以行动的计划以确保犹太和以色列学生、教师以及教职员工在校园内的安全。”
与此同时，三位校长的言辞也激怒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及三大名校的许多校友。一些知名捐助者公开谴责三位校长的反犹立场。宾大知名校友、对冲基金大亨史蒂文斯要求立即撤回他已经捐助的1亿美元。影响力巨大的宾大沃顿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强烈呼吁立刻更换宾大领导层。宾州州长夏皮罗也称麦吉尔的回应“不可接受”，认为宾大董事会需要就麦吉尔在该校的领导地位做出“严肃的决定”。
自10月7日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宾大校长麦吉尔就一直在处理校园反犹主义问题上受到多方诟病。她不仅对野蛮虐杀上千以色列平民的哈马斯没一句批评，而且还在校内搞什么“巴勒斯坦文学节”，邀请一些发表反犹言论的知名巴勒斯坦学者参会。因此在10月中旬前后，就遭到包括雅诗兰黛化妆品公司继承人之一、犹太裔亿万富翁劳德在内的知名捐助者威胁撤资，并要求麦吉尔引咎辞职。劳德还兼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是宾大的主要捐助者之一。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也宣布将停止对该校捐款，洪博培曾任CEO的犹太政商家族亨茨曼家族在美各界都有巨大影响力。
而麦吉尔5日在国会的“灾难性证词”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9日上午她被迫辞职，随后宾大董事会主席博克也宣布辞职。
二、哈佛校长盖伊更是众矢之的
哈佛校长盖伊现在也岌岌可危，压力山大。盖伊去年12月底获得任命，今年7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校长。但盖伊的任命引发了诸多争议，主要的反对意见包括三方面：
1、与她的诸多前任相比，盖伊的资质威望与学术成就相去甚远，缺乏说服力。
2、她涉嫌在1997年一篇题为《掌控权力：黑人选举的成功如何改写了美国政治》的获奖论文中大段抄袭，甚至连附录都整个从别人的书中搬了过来。行业专家鉴定之后认为，盖伊的论文至少违反了哈佛学术手册中的三条规定，包括“不许整段摘抄”、“引用不完全”和“不充分解释”。一个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怎么能成为哈佛校长？
3、批评者认为盖伊的任命是高校操弄“身份政治”的最新案例。潘兴资本创始人阿克曼是哈佛的积极捐助者，他询问了一位当初参与哈佛校长候选人选拔过程的决策成员，对方表示，除了盖伊之外“没找到其他符合多元化标准的成员”。言下之意是，盖伊是凭借自己女性和黑人的双重身份才登上了哈佛校长的宝座。对此，阿克曼戏称盖伊为“多元化校长”。
有趣的是，三大名校校长都是女性，而且都是去年被任命的。在MIT，科恩布鲁斯去年出任校长后，MIT这所理工院校的领导层更是变成了“全女性军团”——教务长、校⻓、科学学院院长和MIT管理机构主席均为女性。这也被批评者认为是美国高校“身份政治”泛滥的一个标志。
除此之外，盖伊在处理校内反犹主义的表现也令人诟病。10月7日以哈战争爆发后，哈佛校内34个学生组织联名发布公开信支持巴勒斯坦和哈马斯。哈佛校方既没有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惨无人道的虐杀，也没有谴责这些学生的公开信，而是认为不该限制学生的“言论自由”。直到包括阿克曼在内的诸多捐助者公开谴责、要求公布联名学生姓名并宣布撤销捐助，校方才被动反应。
而盖伊在听证会上的傲慢态度也被批评者们认为是三人中表现最差的，不少人认为最该辞职的就是她。
三、美国法律保护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三大名校校长在听证中都表达了保护学生言论自由的态度。那校园内有学生发出消灭犹大人的呼吁违不违法，校方该不该管呢？
与许多人的直觉和感受相反，按美国目前的法律，如果只是“呼吁”消灭犹太人而不是组织实施针对犹太人的具体伤害行动，这被认为只是表达了一种思想、政治立场或信仰，它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恰如几位校长所言，只有当这种“消灭犹太人”的呼声导致直接针对犹太人的“具体而紧迫”的伤害行为时，才进入违法范畴，校方才应该采取行动制止。
有些人会觉得匪夷所思，正如斯特凡尼克在听证会上愤怒质疑的，难道要等到对犹太人的伤害行为真要发生了才采取行动，还来得及吗？但这确实就是美国目前的法律现实。美国是全世界保护“言论自由”力度最强的国家。
关于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1957年“耶茨诉美国案”这个判例具有标志性意义。
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法案》，该法案对主张以暴力颠覆政府的行为设置了刑罚，并要求所有非美国公民进行登记。随后若干年内约有215人，包括美国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按此法律受到起诉。
1957年，14 名美国共产党低级党员因加入加州的美国共产党而被指控违反《史密斯法案》而获罪。但上诉人辩称，美国共产党只从事政治活动，并未有任何积极企图推翻政府。
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以 6 比 1 的裁决推翻了原判。在耶茨案中，最高法重新解释了《史密斯法案》，区分了“实际行为”和“纯粹信念”。最高法认为，《史密斯法案》并不禁止“将强行推翻政府作为抽象学说的主张”。如果“暴力推翻政府”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而没有落实到具体行动，这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围。随后数百美国共产党员都从监狱中放了出来，引发美国“全民惊诧”。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极为愤怒，却无可奈何。
而更让人“惊诧”的还在后头，这就是1969年的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案。1964年，三K党俄亥俄州领导人布兰登伯格在集会上辱骂黑人和犹太人及其支持者，并宣布将组织40万人于7月4日向国会进军。结果布兰登伯格被控违反了俄亥俄州的《组织犯罪防治法》，布兰登伯格被判10年监禁。该案又上诉至最高法院。
1969年6月，最高法推翻了俄亥俄州的判决，全票一致认定《组织犯罪防治法》违宪。最高法认为，政府不得惩罚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人，除非该言论“煽动他人立即实施违法行为”，而且该煽动性言论的确可能导致他人立即犯罪。
在裁决书中，最高法进一步将笼统鼓吹犯罪的言论与煽动即时犯罪行动的言论加以区分。大法官沃洛赫解释道：“有大量批评现行规章、现行法律和现有社会机制的言论也许会被视为是在鼓动非法行为”。但是，“人们需要有表达那些观点的自由。”
从1957年的耶茨案到1969年的布兰顿伯格案，美国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不断扩大，进一步明确，不受法律保护的言论，只能是造成了“迫在眉睫的不法行为”的言论。
四、三位校长到底犯了什么错？
既然如此，那三位校长有什么错呢？她们强调如果学生们只是喊了“消灭犹太人”的口号而未采取任何实际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伤害行动，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受美国法律的保护，校方未采取行动不是完全正确吗？
从道理上或者说理论上讲确实如此。但是，一回到现实，人们就发现很不对劲。
如果有学生在校园内高喊“消灭黑人”会有什么结果呢？按理说只要未采取对黑人的伤害行为，也受美国法律保护，校方也应该保护这种“言论自由”。但现实是，别说你想“消灭黑人”，你哪怕只是“歧视”一下，说一句对黑人、对女性或对LGTPQ人士不敬的话，就会立即招致校方的严厉惩罚。这些案例在美国高校及政府等机构不胜枚举。
仅以哈佛为例，2017年6月，一群刚获得哈佛入学通知的新生在社交媒体上建了个交流群，这帮新生在群里随便开了一些玩笑，就被哈佛校方认定有“种族歧视”和“极端主义”的不当言论，至少有10名新生立即被取消了入学资格。而有类似言论的已入学学生则受到了校纪处罚。
2019年6月，学生卡舒夫被哈佛录取。他是2018年2月一次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那次枪击案中有17人死亡。卡舒夫因此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支持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携带武器，还曾赴白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娅见面。随后有人爆出他16岁时曾经有过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言论，最终他被哈佛撤销了入学资格。
更荒唐的是，2019年5月，哈佛的法学教授沙利文由于出任律师，为臭名昭著的好莱坞大亨韦恩斯坦性侵和性骚扰案做辩护，哈佛法学院的许多学生认为沙利文教授不该为侵害女性的人渣做辩护而大量向哈佛校方投诉。结果哈佛校方竟决定免去沙利文温斯洛普学院院长的职务，连他的妻子罗宾逊也同时免职。此案引发了哈佛几十名法学教授的强烈批评，但哈佛校方没有改变决定。
可见，哈佛校方并没有按美国法律标准维护学生或教职员工的“言论自由”，他们维护的只是与激进左派“进步主义”或所谓“觉醒派”立场一致的言论的“自由”，不一致的统统严厉打压，毫不手软。
一句话，现在美国大多数高校的领导层都“双标”得厉害。因为他们内心里都同情巴勒斯坦人甚至哈马斯，他们的真实立场是反以色列、反犹太人的，因此，他们对校园内日益猖獗的反犹言论听之任之，美其名曰“保护言论自由”。
这就是三大名校校长引发众怒的深层原因。以哈战争引发的立场和观念冲突，暴露了激进左派的思想观念及他们推崇的政策已经有多离谱，而其危害又有多么广泛和深远。现在欧美社会各种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反犹集会已经让人们警醒，促使人们反思激进左派思潮的毒害，这不啻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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