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人人痛恨。有个朋友参与过纪委办案，他说，有的领导干部在被抽掉鞋带和皮带后，一下就崩溃了，甚至个别胆小者登时大小便失禁。
一般而言，犯事领导们在被从会议室，办公室和家中带走之时，多半是四肢僵硬，面如死灰，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能立即从日常生活状态，自大脑到全身真正的反应过来，而处于一种麻木状态。
真正到了留置的地点，为防止想不开做傻事，需要抽掉皮带和鞋带，这个时候才会全方位反应过来身陷囹圄的处境，有的一下不顾形象痛哭流涕，有的站立不稳浑身哆嗦，更有甚者大小便失禁。
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进了此地，被留置人员未清楚说明事件前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的。在宣布实施纪律调查前，至少，被调查对象已有一件或两件事情确定无误地要受到党纪处分，甚至已经触犯了刑律。所以，进了此地一般而言，很少有“出来”的情况。
而一般到了这个地方，被调查者心理难免会崩溃。设身处地地想想，与外界信息渠道全部切断，即使本来约定好攻守同盟的事情，目前处于如何的境地，是东窗事发，还是深埋地底，无从得知，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会使得当事人焦虑抓狂，一夜白头者比比皆是。
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人员就会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精心设计，从中查找其弱点和破绽，予以突破。
在办案地点的选择上一般也是慎之又慎，有着明确的工作要求。按照纪委工作规定，地点一般最优先考虑的就是安全。用房及环境也只准在一层楼办公，坚决不允许在一楼以上接触案件当事人。
据说，现在的纪委监委都是依规依纪依法办案，留置房间内24小时全程无死角监控，一个8-12平方米的房间里，平均有6-9个摄像头，随时可以看见房间内的所有动态，上级随时抽查。在社会上往往流传一些谣言“以前的办案人员经常动用武力，或者软磨硬泡”，这是不符合现在的事实的。严格说来，不要说违法办案，就连不文明的行为都不会有。例如小于曾经在与被留置人员谈话时翘着二郎腿，被上级纪委监委抽查监控时发现，要求其文明办案，不许跷二郎腿。所以，内部的管理严格可想而知，是不会出现不文明不合法办案的。
此外，还必须在陪护室、办公室、谈话室、过道以及卫生间等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加装防护栏。电源线路一律实行暗装，不能裸露在外。卫生间的门无反锁条件，卫生间各悬挂点也要被反复检查是否已被消除等。有条件的很多地方要进行软装处理。也许，越是严格越紧张吧！
中纪委首次披露贪官被从会场上带走情形，纪检监察部门在会场上下手的3个特点：不动声色突然袭击,一举击溃贪官心理防线,警示震慑作用强大。
广西北海市有一个被当地群众戏称为“五毒局长”的陈全彪，35岁即提任正处级领导干部，在当时的党政机关可谓凤毛麟角，前途一片光明。但此人满脑子财与色，不但收受下属及管理和服务对象的166万元，还打起了渔船更新改造补贴的主意：通过假拆、假更新等手段，攫取近600万元。
纪委带他时是在一场会议上，那是2016年4月26日，北海市纪委在该局召开全体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下属梁家禄严重违纪问题。在迎接市纪委工作人员时，陈全彪还连连表示“歉意”：“梁家禄出事，我作为一把手有责任，没管好干部带好队伍。”谁知，更劲爆的消息等着他——当全体人员坐好后，市纪委工作人员宣布，陈全彪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陈全彪双眼充满恐惧，脸色发白，全身发抖，被执纪人员从会场带走。陈全彪现场的表现证明：顿时感觉灵魂都已经不在了，大脑一片空白。
2014年6月27日下午，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纪委办案人员出现在会场，将其带走调查。知情人士称，当时他被多人拥簇从省委一号楼常委会议室出来，没有经过庭院，专梯下到停车场赶往机场。“老万走路不太稳，一直由两人携扶。”
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也是相似情形。2014年3月21日，姚木根正在山东出席一场有关水利方面的全国会议，在会议现场，姚木根被直接带走。
贪官被带走的会场除了如上文所展现的看似一切正常的会议，还有一些是为“请君入瓮”而专门召开的会议。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当时他正在主持召开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议正在召开中间，省委通知杨卫泽前去省委开会，市里的会议因此休会。知情人士说：“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有几位官员透露：“方便办案才是首要考量，腐败官员警惕性最低的时候，往往就在会场中。”在会场带离涉案干部，只有极个别人情绪激动，大多数人都“平静配合”。他分析，贪官心中虽已乱如麻，但毕竟不愿被众人看见自己的狼狈。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身上。2013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他被纪委人员从“部长楼”带走。当纪委人员按门铃时，刘铁男还强装镇静说：“有什么事？请在外面接待室稍等一下。”纪委人员和随行武警很快撬开了门，刘铁男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面浑身发抖，一面语无伦次地求饶。
至于在会场上带走贪官所引发的震撼警示作用，直接传导给了所有与会人员。这种前一秒还高坐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的反转剧引发了他们深深的思考。
比如2016年首虎、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落马前一天，还出席了洛阳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还公开会见了前来洛阳考察的客人。2016年1月15日下午，陈雪枫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正在电梯口跟市委常委某领导说话，被突然而至的调查组围住后带走。
据在场官员回忆，“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就一小部分人看到了，当时大家都蒙了。
在中国，贪官被在会场被带走据说更多地是“考虑方便办案”。据透露，纪委干部先与涉案官员的上级主管领导通气，让对方安排一个“有一定级别”的会议，但不会具体说破。待会议召开后，办案人员守候在外，通过场内传出的短信、监控画面等信息，实时了解会议进度，再相机行事。涉案官员被带离时的会议一般规格较高、与会领导多。这种情况下，他们请假缺席的可能性低，且容易因身处其间的“优越感”而麻痹大意。不过，高规格的大会并非随时召开。根据办案需要，有时要为调查对象“私人定制”。
“安排这样的会议，对方主管领导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还要有出色的应变能力，压得住局面。不能事儿还没办反先自乱阵脚，那就露馅儿了。”某地纪委案件检查室王主任表示。当然，也有因为主要领导缺席而导致会议取消的情况。2013年10月28日下午两点半，按计划，遵义市要召开传达中央相关精神的电视电话会议，由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主持。就在当天下午1点钟，习水县县委一主要领导接到市里打来的电话，通知会议“因故取消”。晚上8点多，他看到新闻，新闻里传来了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落马的消息。
2014年6月27日下午，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纪委办案人员出现在会场，将其带走调查；今年1月，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在该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闭幕时在会场被带离。与之相似的，还有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东莞市原常务副市长梁国英、无锡市委原书记毛小平等。
前述干部透露，纪委办案特别讲究“时机”，对涉案官员采取行动，多在这些“按部就班”的会议上。此时，被调查对象的行踪、动向都尽在掌握中。据了解，为涉案官员“定制”会议多须周密部署，保密性强、协作性高。纪委干部先与涉案官员的上级主管领导“通气”，让对方安排一个“有一定级别”的会议，但不会具体说破。待会议召开后，办案人员守候在外，通过场内传出的短信、监控画面等信息，实时了解会议进度，再见机行事。有的“当众宣布”，有的“中场带走”
据媒体报道，2011年9月29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纪委工作人员“意外”出现在会场，宣读文件后，将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直接带走。
梳理发现，涉案官员多在与会的休息时段被带离，且常常被单独叫走。
2011年8月19日，新任河南漯河市长41天的吕海清在市政府五届六次全会上发表施政报告。吕海清正在台上进行上半场发言，中央纪委和河南省纪委的官员就来到了现场。半小时后，主持人宣布休会10分钟。吕清海被叫到了贵宾休息室，办案人员向他宣读了有关决定。当天的会议后来就此打住，吕清海再也没有回到会场。
某地纪委案件检查室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他参与查办的案子。他所在的案件室对一名金融办主任实施“双规”，便在金融系统内安排了一场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会议开始后，办案人员并未进场，而是托人以“朋友求见”的名义把被调查对象请出。
带离涉案干部时，纪委办案人员先要“自报家门”，随后“验明正身”—“我们是XX纪委的，你就是XX同志吧？”一般听到这样的问话，被调查者心知肚明。特别是置身会场，当这样的问讯突如其来，贪官们更加措手不及。前述金融办主任走出会场，看到纪委干部，以为真是熟人相见，还主动握手寒暄。但当办案人员按照规定核对其身份时，他立马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前述纪委副书记表示，在会场带离涉案干部，只有极个别人情绪激动，大多数人都“平静配合”。他分析，贪官心中虽已乱如麻，但毕竟不愿被众人看见自己的狼狈。当然，也有部分贪官整日处在惶恐之中，因为心虚而对开会充满警惕。
2000年3月1日，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李真被通知去省委开会。此前，外界已有对其启动调查的传言，这让李真隐约感到情况不妙。赴会场前，他特意电话咨询“大师”，问自己此去是否会有事，“大师”向其保证没事。但是哪里想到，刚一到场，李真就被“双规”。
在中国，除了在会场上，涉腐官员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带走？
2014年4月12日，中国科协党组原书记、副主席申维辰从南昌返回北京。当天下午，飞机平稳降落到首都机场，然而，航班上的几名乘客在下飞机后却失踪了，其中就包括申维辰。几名接机男子在国内到达出口等候多时，可是直到乘客全部走光，他们要接的“重要人物”及其三四名下属仍没有出现。电话均关机，机场工作人员也一无所知。请示了领导之后，接机人选择报警。而事实真相是，中纪委工作人员在机场将申维辰及下属直接带走。
对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带走地点，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李春城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的，亦有人说他在成都座落于浣花溪畔的豪宅别墅被带走。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在去年2月26日晚间从天津其情妇处返回首都机场准备回太原时被控制的，同时，其天津情妇的住所被搜查，查抄到古字画等物品。
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同样也可以成为“抓人”的地点。湖南岳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陈四海在岳阳东站被带走，但抓人的便衣并非来自纪委，而来自检察机关，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还有的官员“倒”在了陪同领导视察途中。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在十堰市丹江口库区陪同上级领导视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期间被中纪委带走。2013年11月底，郭有明落马的消息在中央纪委网站通报。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局长、党委书记李俊夫的被带走情形被媒体报道的颇为详细。据《广州日报》报道，7月3日晚上，李俊夫是在7月3日晚从位于越秀区的寓所中被纪检人员带走。李俊夫的作息颇为规律，常常会在傍晚外出运动。被带走当天，李俊夫像往常一样在傍晚6点多身穿运动服外出。李的寓所在高档住宅小区内的大厦高层，晚8点左右，有邻居发现楼梯间有4名穿便装的男子在抽烟，且一言不发。因大厦属于高档住宅小区，平时少有闲杂人员，邻居心生疑虑，便马上通知大厦物管。保安人员回复称，4人正执行公务，请他千万不要多管闲事。大约晚上10时多，李俊夫运动回来。邻居听到他在寓所门口与这4名男子高声说话，情绪相当激动，惊动了四邻，不过很快便被带走。邻居看到，李被带走时仍穿着那身运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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