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乡试，一届在中国历史上平平无奇的科举，因为不是最高等级的考试，而是各州府的选拔考试，所以本不应该在中国的科举史上留下什么单独的印记的。但是这一年的科举，却掀起了轰动北宋朝廷的一次大风波。

诱因倒也不复杂，当朝宰相陈尧佐的第五子陈博古拿到了开封府的第一名，而参知政事韩亿更厉害，他的四个子孙都参加了考试，四个人全部榜上有名。

假如说这些官二代、官三代是以布衣的身份参加考试而获此佳绩，倒也说得上是一段人间佳话：毕竟他们不靠父荫、寒窗苦读，跟平民的子弟一起竞争，大家最多不过是羡慕他们读书条件好有能力请家教，不会觉得有太多制度上的不公平。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这帮人本来就因为父荫有官职在身了，他们有一个很文雅的称呼——锁厅人——本来是有办公室的，要去参加考试就只能把办公室锁上。

这个文雅的称呼，透露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太祖太宗当皇帝时候，这哥俩明白一个道理，科举既是为了给朝廷选拔人才，也是为了稀释朝廷的顽固势力。要是这帮老油子一直不断地往国家的岗位上塞自己的后代，那今后天下就不是皇帝的了，而是老油子的了。再说了，这帮人有家族势力、有官场经验、有亲朋好友，怎么着也要比普通考生占便宜，长此以往会打击普通考生积极性的。

所以，老哥俩下过一个命令：锁厅人参加科举，考上了还好说，要是没考上是要受处罚的。

这个命令听上去倒也很公平：你享受多大的福利，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朝廷不能让你们干这种只赚不赔的事情。

但是当太祖和太宗两个强硬派驾崩了以后，继位的真宗就扛不住手下这帮大臣们的压力了，渐渐就松开了锁厅人参加考试的口子：文官可以考两次，武官可以考一次，考不中不处分。

任何政策只要是口子一开，那就是肯定刹不住车了，锁厅人参加科举的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我们作文开头提到的景祐四年达到了顶峰：仅仅是开封府就有几百人报名，还不算学籍隶属于国子监和其他州府的，总数加起来是肯定上千的。

这帮人的上线率究竟是多少，史料上每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从陈尧佐的儿子、韩亿的子孙上线率来看，恐怕不低。

一个猜测，不一定对：爷爷或者爹的职位越高，他们的上线率就越高。

榜单公布以后，朝廷中顿时开始议论纷纷，御史写奏折来弹劾这两位，其他文官阴阳怪气地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来讽刺他们，闹得开封满城风雨。

宋仁宗的面子终于挂不住了，他只好针对锁厅人参加考试做了一个新的补充规定：各州府乡试的时候，锁厅人和布衣分开考试，各录取参考人数的百分之三十，给布衣考生留下足够的名额。

等到第二年省试的时候，仁宗悄悄下了一个密诏，让陈尧佐的儿子、韩亿的四个子孙都不许参加考试，两家门下的学生参考之后降等录取。

同年三月，陈尧佐罢相去当了郑州知州，韩亿也被罢参政去了应天府当知府——虽然降级了，但是依然比普通人风光到哪里去了。

你能说，这件事是韩亿的孙子坑了爷爷吗？

倒是觉得这样的说法有很明显的为韩亿开脱的嫌疑。

他身为一个家长，难道不知道自己四个有官职在身的子孙去参加了科举吗？他作为一个参知政事，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子孙参加科举会占很大的便宜吗？

这哪里是什么孙子坑爷爷，他爷爷早就在这个坑里蹲着了。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不说，或者说，只是不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要不是他的子孙们太过飞扬跋扈、吃相太过难看惹了众怒，这事儿也就稀里糊涂过去了。

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也就是舆论太大，所以才迫不得已地小小处分了一下，这些官员的子孙，还不是一样地享受父荫、锁厅参考。

只不过，没那么张扬了。

对不起，大意了，是短时间内没那么张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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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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