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透视“进化论”》写作组
《透视“进化论”》前言
从浩瀚的宇宙苍穹中俯瞰地球这颗蓝色的星体，它显得与其它天体十分不同，是目前唯一一颗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在银河系中更是熠熠生辉。除了人类，地球上还生活着琳琅满目的花草树木、鱼虾蟹贝、飞禽走兽，众多生物物种在这里尽情演绎着生命的丰富多彩。
无论是科学巨匠还是平民百姓，都可能思考过这个问题：“地球上聪明智慧的人和丰富的物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人类自古以来都一直在试图探索这个终极问题。
到了1859年，在工业革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生物学者达尔文试图解释生命起源，提出了进化假说，认为所有生物都是来自于一个共同祖先、通过漫长时间被自然环境选择、逐渐演化而来。后来被进一步概括成生命最早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然后演化成低等生物、植物、水生动物，再慢慢爬上陆地，成为两栖生物、爬行动物，然后再变成哺乳动物，变成猴子爬到树上，再下到地上成为猿人，最后变成有文明的现代人。
这个假说一直到现在，都在被很多学校的教科书作为人类和物种起源的“权威”答案。
在过去的一百六十多年里，一些科学家一直在努力通过科学实验来验证进化假说或寻找支持进化假说的证据。然而，迄今为止，众多古生物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都直接质疑进化假说。无论是从逻辑推理到科学实验、从宏观结构到微观成分、从蛋白分子到细胞基因，进化假说都不成立。物种之内的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但这种变异绝不是进化论所假设的一个物种变到另一个物种的“进化”。
至少十三个方面的科学事实和逻辑论证综合否定了进化假说，分别是：第一，以偏概全；第二，混淆概念；第三，验证失败；第四，违反自然规律；第五，人不是猴子变的；第六，不是“慢慢演化”而是“突然爆发”；第七，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有意设计”；第八，看似“结构退化”其实“大有用处”；第九，不是“残酷竞争”而是“共生互惠”；第十，不是“科学事实”而是“欺骗造假”；第十一，生命的复杂高效直接否定“进化”；第十二，基因与“进化”背道而驰；第十三，“系统发生树”是没有根据的假想之树。
总之，进化论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违反了科学原理。
另外，人是同时具有物质身体和精神两种属性的完整生命，物质身体包括肌肉骨骼、五官四肢等肉眼可见的结构，而精神则涵盖了思想、情绪、情感、性格、道德等许多方面。无数科学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人的精神不仅存在，而且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的身体健康。
更重要的是，大量濒死体验和轮回转生的科学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的意识（灵魂）在人的肉体死亡之后仍然独立存在。人死之后“灵魂”的持续存在，说明人的精神属性才是人更本质的存在。只有真正客观面对灵魂的来源和归宿问题，才真正抓住了生命起源问题的核心。精神和灵魂现象，是对进化假说的进一步否定。
进化假说对生命在物质结构层面上的片面解读、忽略人“精神”的存在，结果把人类的思想引入歧途，也在无形中败坏着人类的道德。
当今人类世界，虽然在高科技带动下繁荣发展，而伦理道德却日益下滑，造成的环境污染、健康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对人类文化、法律、道德、政治等层面也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都与进化假说一百多年来对科学和社会的错误引导密切相关。
然而这个漏洞百出的进化假说，却被人们盲目迷信、宣教了一百多年而经久不衰，人们对它造成的社会危害视而不见，其原因众多，具体内容将会在本系列文章中系统阐述。
其实历史上每个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有自己的创世传说，各个民族的先祖们大多都相信神造了人和万物。很多成就显赫的科学家都同时相信神的存在。当进化假说给自己披上了“科学”外衣之后，就被一部分人利用来作为一种工具来淡化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让人类道德越来越败坏。所以，进化假说本质上破坏了人类传统和正统的文化，在人类的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中代表了一种邪恶的力量。
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除了中国大陆以外，近七百万人的生命被夺走。这时人们才猛然清醒，人类在小小的病毒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经历新冠疫情的巨大伤痛，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何去何从，人类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当下的人类，只有认真思考和审视过去的思维误区、勇于纠正错误观念、寻找失落的道德和传统，才有可能找到人类起源问题的真实答案。而只有真正了解人类起源的真实原因、人类存在的真正目的，人类才能真正回归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透视“进化论”》系列文章的特色在于立足于翔实的科学研究证据，特别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据，客观、理性地剖析进化假说不成立的理由及其对当代科学和社会文化等层面造成的危害。将分成九个章节陆续发表：
第一章 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
第二章 破除进化假说的经典迷思
第三章 分子生物学否定进化假说
第四章 进化假说未触及精神世界
第五章 濒死轮回学揭示生命本质
第六章 进化假说使科学误入歧途
第七章 进化假说败坏人道德伦理
第八章 进化假说本质反神反宇宙
第九章 人类起源问题的终极答案
《透视“进化论”》写作组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透视“进化论”》第一章 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上）
一头熊跳到了水里开始游泳，熊为了呼吸就把嘴巴张得越来越大，头也越抬越高，好让鼻子露在外面。随着头越抬越高、嘴张得越来越大，游着游着这头熊就变成了一头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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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讲述了黑熊变鲸鱼的故事。（《物种起源》第一版）
编写此故事的人是达尔文，他提出的“生物进化论”，被后人进一步推演为一个这样的地球物种和人类起源的情节——
大约40亿年前，在炙热无比的原始地球大气和海洋环境下，煮着一锅充满化学原料的浓汤，称作“原始汤”。在那锅汤里，化学原料通过化学反应合成为有机物，再碰撞出生物大分子，组合成一个最原始的细胞，然后逐步碰撞出多细胞生物，再到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慢慢地爬上陆地，成为两栖生物、爬行动物，然后再变成哺乳动物，变成猴子爬到树上，再下到地上成为猿人，最后变成有文明的现代人。
也就是说，地球上的生命最初起源于一锅无机物混合的原始汤。人类的祖先一直往前追溯到祖父、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远祖、鼻祖……某个阶段的祖先是猴子，最最最最早的祖先是一锅“原始汤”。
达尔文是谁？他是如何提出生物进化论¹的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达尔文是如何提出“进化论”的
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生活在英国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前沿的物理、化学理论，是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及整个世界，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样的环境为达尔文纯粹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Shrewsbury的一个富贵之家，是六名子女中的第五名。达尔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母亲娘家是著名的陶瓷业Wedgwood家族，母亲在他8岁时去世。父亲对达尔文的一生影响很大。
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我相信父亲和全体老师都认为我很平凡，智力低于一般标准。”父亲曾经对他说：“你只关心狩猎、狗和捕鼠，将来你丢脸，家里也丢脸。”²
达尔文写道：“因为我在学校一事无成，父亲明智地早早让我离校，和哥哥一起入读爱丁堡大学。”在那里读了两个学期之后，父亲看出达尔文不会成为医师，于是让他转去学神学，预备当一名牧师。
为了当牧师，1828年达尔文奉父命到剑桥大学学习三年，依循父亲定下的计划，达尔文在1831年通过文学本科学位考试，时年22岁。剑桥大学的植物学导师约翰‧亨斯罗教授（John Henslow），对达尔文后来职业发展的影响很大。
1831年夏天，英国王家海军的“小猎犬”号（HMS Beagle）帆船的船长费茨罗伊（Fitz-Roy）计划进行一次远程航行，准备取道南美洲、东印度群岛等地。船长准备邀请一个年轻的博物学家参与这次航行，负责保存沿途收集的各类标本，并送回英国给学者用于研究。亨斯罗教授推荐了达尔文。
从1831年12月“小猎犬”号启航到1836年10月回到英格兰的Falmouth，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船进行了将近5年的旅行，包括1835年经过太平洋的属于南美洲厄瓜多尔的Galapagos群岛。在旅途中，达尔文观赏到了世界各地的风光，包括原始热带雨林、地层、火山、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和各种民族风俗，物种的独特多样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按照嘱咐，收集了各种标本，带回了英国。
到了1859年，也就是“小猎犬”号那次航行结束的二十三年之后——达尔文50岁的时候，为解释物种起源，在一种强烈的为科学添加个人发现的愿望的驱使下，尽管当时科学界对生命的认识程度非常有限，他还是出版了《物种起源》，提出来“进化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前言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我将在这里尝试简要概述关于物种起源观点的进展，但我担心不完善。（I will here attempt to give a brief，but I fear imperfect，sketch of the progress of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真实反映了他当时心中没有把握的犹豫心态。
需要提醒人们的是，达尔文提出的只是一个个人观点，是一个假说，是一个有待后人剖析和验证的假说。
试想达尔文当时如果拥有今天的显微镜、分子生物学知识，看到细胞如此复杂、精细的结构和功能，他还会发表《物种起源》吗？
达尔文于1882年去世，终年73岁。他在自传里写道：“如果我可以多活二十年，又可以工作，我是多么应该修改《物种起源》，所有观点都多么应该修改。”
不管他本意的“修改”是何种含义，在今天看来，达尔文有关人类和物种起源的这套理论，的确需要被重新审视。
接下来我们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进化论”的具体内容，疏理进化假说的逻辑错误，列举人们为了验证它所做的实验和结果以及一些基本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家对它的评论。
二、进化假说的基本内容
往往一提到“进化论”，人们感觉好像那是一个已经被科学界承认的理论，其实不然。进化论从诞生到现在，从来都没有被证明过，它只是一个假说。
开头讲的那个“熊变鲸鱼”的故事，听起来像童话故事或科幻电影一样，被达尔文写进了《物种起源》的第一版，几乎是达尔文进化假说的浓缩版。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质疑“熊变鲸鱼”的故事，于是，达尔文在后来的版本中就删除了这个例子。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有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
1.共同祖先、物种演化
达尔文认为（下图“I think”）所有生物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先祖进化而来的，生物可以从一个物种演化到另一个物种。他根据各种生物之间的形态、结构、性状上的关联性，画了一棵进化树（evolutionary tree），也被称为“生命之树”。
物种按照出现时间的早晚依次排序，从树的主干部分逐渐演化到树的枝干和树叶。
一棵进化树有若干个节点（node），每个节点代表一个物种，而节点之间的线表示物种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假定人和猴子有共同祖先，所以人和猴子后面都有一根线指向他认为的一个共同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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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生命之树”草图（《物种起源》第一版）
2.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达尔文还提出假设，自然界生物彼此之间为了生存而争夺有限的生存条件（如空间、食物、配偶等），存在着生存竞争。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
达尔文认为，在生存竞争中，通过自然选择，那些对环境更适应的生物个体更容易存活下来，也更可能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这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假设前提。
三、经典科学研究的“三段论”
现代实证科学的鼻祖、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在著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提出，任何一门科学体系的建立，需要遵循科学方法论³。
在科学方法论中，任何一个实证科学体系的建立，从提出到证明成立，至少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观察现象；第二归纳出理论或假设；第三进行实验验证该理论或假设。
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首先要看第一阶段对现象的观察是否准确、客观、完整，然后要看第二个阶段的归纳是否合理，这些都是必须要满足的基本条件，还需要第三阶段的验证。如果只有前两个阶段而缺乏第三阶段的验证，则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理论。如果后人验证失败，可能会推翻或修改那个理论。
建立在实证科学体系上的现代科学、现代生物学同样遵循相似的规则。
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牛顿通过观察苹果落地的现象总结归纳提出的三大运动定律⁴，之后得到了验证，成为经典物理学发展的基础。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牛顿定律无法解释观测到的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所以科学家突破了牛顿力学的局限，通过观察、归纳和实验，提出了量子力学理论⁵，成为现代物理学的重要支柱。
现代生命科学属于实证科学范畴，也是在不断的观察、假设和实验验证的逻辑循环中不断更新着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又有多少理论曾经被人们一个个推翻，被更新成更加正确的、更加接近真理的认识。
举例说明，现代遗传学的鼻祖原是奥地利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格里高‧约翰‧孟德尔（Dr. 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他在1866年根据观察到的豌豆植物杂交的子代开花的颜色的实验结果首次提出生物特征可以从亲代向子代遗传的现象之后⁶，人类进入了生物遗传学时代。
1950年以前，科学家曾假设蛋白质是最可能的遗传物质，主要理由是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其复杂度似乎大于只由4种核苷酸组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但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实验验证，发现这个假设完全是错误的，于是推翻了它。怎么推翻的呢？
时间追溯到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和细菌学家弗瑞德里克‧格里菲斯（Dr. Frederick Griffith，1879—1941）发现了肺炎双球菌的转化现象⁷，并发现有一种耐热的遗传物质，把它命名为“转化因子”。
后来到了1944年，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西奥多‧艾弗瑞医生（Dr. Oswald Theodore Avery，1877—1955）、科林‧门罗‧麦克劳德医生（Dr. Colin Munro Macleod，1909—1972）和麦克林‧麦卡锡医生（Dr. Maclyn J. McCarthy，1911—2005）三位科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后，首次证明格里菲斯所发现的这种具有遗传作用的“转化因子”是脱氧核糖核酸⁸，而不是蛋白质。
又过了八年到了1952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戴‧赫尔希里博士（Dr. Alfred Day Hershey，1908—1997）用同位素示踪法确认脱氧核糖核酸（DNA）才是遗传物质的携带者⁹，为后人对核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获得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53年，美国哈佛大学雅各‧杜威‧华生¹⁰博士（Prof. Dr. James Dewey Watson，1928—）和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著名物理学家弗兰西斯‧哈利‧康普顿‧克里克¹¹博士（Dr. 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2004）进一步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树立起一个崭新的里程碑，两人因此同时在1962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¹²。
从此，人类才进入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时代。
回顾这段关于生物遗传物质的近九十年的研究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个科学假说，从提出到验证，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反复论证才能被承认。如果被证明不正确，原始假说被推翻或被其它理论代替也是很常见的事。
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不能例外，也应该符合科学方法论的一般规律。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物种起源》问世十三年（1859—1872）内，就出版了六个版本¹³，每一版都有改动，但这些改动只是达尔文为了迎合各方观点而做出的妥协和修补，总体概念和框架并没有太大变化。
达尔文虽然期待后人能提供证据来证明其正确性，但很遗憾的是，从1859年到现在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后人的科学实验和研究发现不仅没有给他提供支持证据来证明其正确，反而对他的假说形成了鲜明的质疑和挑战。
也就是说，进化论实质上一直停留在假说阶段，没有通过第三个阶段的验证，缺少证据。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没能得到证明的“假说”。
四、根本错误：用“微进化”推导“广进化”
达尔文提出“进化”假说之后，一直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所以后人为了给进化假说提供支持证据，把它扩充成一个假说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两个内容：“广进化”（Macroevolution）和“微进化”（Microevolution）。
“广进化”是一个物种变成不同物种
所谓“广进化”，也被称为宏进化，是原始进化假说的核心概念，即一种生物演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物，也就是达尔文所指的物种演化，比如认为始祖猿进化到人¹⁴。
瑞典植物学及动物学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发表《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开启了生物分类的序章，他因此享有“生物分类学之父”的美誉¹⁵。
后人在林奈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将所有生物都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进行分类。
但进化假说却认为物种的产生有先后顺序，环境压力能选择那些具有生存优势的旧物种，使其更能成功地生存下来，最后带来物种的演化，产生新物种。这是所谓“广进化”学说。
具体来说，进化假说认为人类最早从简单的单细胞发展成植物、水生动物，慢慢爬上陆地成为两栖生物、爬行动物，然后再变成哺乳动物，变成猴子爬到树上，再成为直立行走的猿人先祖，最后变成有文明的现代人。
一个物种跳跃变化到另一个物种，是达尔文所提出的“物种进化”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就是“广进化”。
“微进化”是“变异”不是“进化”
所谓“微进化”，描述的是生物种内的多样性、变异度，也就是同一个物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基因水平变化，并不涉及到物种改变¹⁶。
在某些情况下，当生物群体面临环境变化时，可能会出现更有利于某些种类的个体繁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是种内变异，并不意味着新物种的产生。
飞蛾是“变异”不是“进化”
关于微进化、广进化概念之间的区别¹⁷，还有一个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案例。
飞蛾的“工业黑化”现象是指飞蛾的颜色在工业革命后由浅色变成深色，这是一个曾经被用来支持进化论、被广泛引用的教科书级别的例子。
工业革命之前，在英国威尔斯农村的树林里，生活着一种胡椒蛾（Peppered moth）。其翅面多为苍白色，当它们停歇在白色的树皮或苔藓上时，与环境几乎融为一体。但工业革命后，由于污染造成浅色树皮和苔藓减少，白色飞蛾容易被捕食，这时出现了一种黑色的胡椒蛾，它能够更好地隐蔽自己，似乎逐渐成为树林里的主要族群。
在1998年《进化生物学》杂志的一篇综述文章，重新审视了关于飞蛾工业黑化现象的原始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原始实验方法存在重大缺陷，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飞蛾工业黑化现象¹⁸。
然而，无论白飞蛾、黑飞蛾，都是飞蛾，都属于一个种，只是一种种内变异的现象。这两种颜色的飞蛾本来就存在，黑色的飞蛾在工业污染的环境里的生存繁殖力更高。
真正需要解释的是飞蛾这个物种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恰恰不是达尔文的进化假说所能解释的。所以，“飞蛾现象”后来被彻底否定了，人们不再用它来支持“进化论”。
耐药细菌是“变异”不是“进化”
在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细菌会产生对抗生素的耐药突变，从而生存下来，耐药性细菌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耐药性细菌还是同一种细菌，并没有变成另外一种细菌。
另外，使用抗病毒药诱发的病毒变异、使用杀虫剂诱发的害虫变化、使用除草剂诱发的杂草变化，都属于所谓“微进化”的范畴，上述那些物种并没有变成别的种类的生物。
其实物种之内的变异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举例如下：
不管何种肤色，都是人
以人类肤色的变化为例，不同的人肤色有所不同，但不论是白种人、黑种人或黄种人，仍然是同一个物种——人。不同肤色的人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居住的比例可能有所不同，但无论住在哪里，都还是原本的人种。
不管红橙黄白，都是郁金香
2023年5月12日第71届加拿大郁金香节在渥太华开幕，逾百种郁金香分布在120个花圃中，有红色、橙色、黄色、白色，不管有多少种颜色和形状的郁金香，都是郁金香¹⁹。
不管绿甲虫、棕甲虫，都是甲虫
因为绿色甲虫更容易被鸟儿发现并吃掉，而棕色甲虫更容易在树上存活下来，所以在树上生活的甲虫中表达棕色基因的甲虫²⁰更容易繁殖。但不管绿色还是棕色的甲虫，都是甲虫。两种甲虫都一直存在，并不是新产生出来的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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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绿甲虫、棕甲虫，都是甲虫。（大纪元制图）
不管大麻雀、小麻雀，都是麻雀
麻雀于1852年被引入北美。从那时起，北方的麻雀比南方的麻雀体形更大。这种差异可能因为：体形较大的鸟通常比体形较小的鸟更能适应在低温下生存，所以北方较冷的气候可能会有利于体形较大的鸟生存，所以北方生活的麻雀体形更大²¹。但是不管大麻雀、小麻雀，都是麻雀，都一直存在着，也没有牵扯到产生新物种的问题。
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其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列举的都是所谓“微进化”的例子，他并没有观察到任何从一个物种变化成另一个物种的实际案例。他仅仅通过观察到的种内变异的现象，主观臆断地提出物种之间进化——“广进化”的结论。所以达尔文第二阶段的推理违反了基本逻辑常识，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的支持者为了给达尔文的“广进化”提供证据，把种内“变异（Variation）”的概念强加到进化理论体系里，换了个名词叫做“微进化”，试图达到混淆概念、模糊与“广进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人相信“广进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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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进化”不等于“广进化”。（大纪元制图）
直到现在，如果用evolution这个词来在科学文献数据库中检索，所得到的论文都是在谈物种之内的“变异”，而没有一篇文章能真正提供达尔文所提出的一个物种能变化到另一个物种的证据。
而任何一个新物种的产生，必须要有新基因（新信息）的产生，但是现有的实验都没有观察到。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分子生物学家、王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伊恩‧麦克里迪教授（Prof. Ian Macreadie）这样评论进化假说：
“你在实验室里看到的要么是基因复制，要么是现有基因的重组，要么是有缺陷的基因（信息丢失），它们可能有助于微生物生存——比如药物不能有效地结合上去，但是你永远不会看到细胞中出现任何新信息。有时，一种细菌可以将信息‘注入’到另一种细菌中，因此它对这种细菌来说是‘新的’——但这种信息必须在某个地方出现，而我们从来没有观察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很难想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会相信真正的（遗传）信息可以从无到有，自行产生。”
《透视“进化论”》第一章 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下）
五、“广进化”没有通过科学实验验证
进化假说除了上述的重大逻辑漏洞之外，还有一个更致命的缺陷——它是一个无法用科学证明的假说，相当于一种科学幻想。
1.难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进化假说认为，约40亿年前，地球上的化学原料在“原始汤”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产生单细胞，随后，生物从单细胞生物演化到多细胞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鱼类到两栖类、爬行动物、哺乳类、猿猴类，最终演化出人类。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生物体不断发生变异，并且那些在生存竞争中具有优势的变异被自然环境选择，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生物演化，最终产生了人。²³
因为达尔文主张生物进化是缓慢的逐步变异，而非突然改变，而这种缓慢的变化需要长时间才能形成，所以，如果要证明进化假说，需要观察数以万计的动物和植物，并且至少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²⁴。这些实验所需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英国剑桥大学动物学博士、南安普顿大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教授杰拉尔德‧A‧科尔库特（Gerald Allan Kerkut）在1965年发表的著作《进化的启示》（Implications of Evolution）中这样提到，进化论是建立在七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的。然而，在关于进化论的讨论中，这七个基本前提常常没有被提及；而许多人经常忽略前六个假设前提，只考虑第七个。²⁵
这七个假设前提条件是：
第一，生命是由无机物自然产生的；第二，生命只有一次自然产生；第三，所有生命彼此有亲缘关系，从病毒到细菌、植物、动物，都有亲缘关系，都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第四，多细胞生物是由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第五，各种无脊椎动物彼此有亲缘关系；第六，脊椎动物从无脊椎动物进化而来；第七，脊椎动物中，鱼类演化成两栖类，两栖类演化成爬行类，爬行类演化成鸟类或哺乳类等等。（《进化的启示》第二章第六页）
另外，根据现代遗传学家的分析，进化论如果成立，还必须要满足第八个假设前提条件，也就是在物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论内因（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物种生殖力下降²⁶的种族灭绝²⁷、疾病）还是外力（自然灾害、战争），必须确保物种族群不灭绝、不中断，否则物种将无法继续繁衍下去。如果这个前提不能得到保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先不谈前六个假设前提，单单只看第七个前提，如果要证明它是站得住脚的，至少需要两方面的验证：
第一个验证，需要对大量的生物样本进行回顾性观察研究，看看是否有一个物种曾经变成另一个物种的证据。
世界公认的英国古生物学家和系统学家权威科林‧帕特森（Colin Patterson，1933—1998）经过几十年的大量样本观察，1981年他在一次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演讲中公开质疑进化论：“你们谁能告诉我任何关于进化的真正证据，哪怕是一件真正的证据？”²⁸
显而易见，帕特森所处的年代所掌握的生物学知识远远超过达尔文时代，况且帕特森研究的生物范围更广、结论更可信。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第二个验证，需要设计前瞻性研究，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物种会在这样的实验中变成另一个物种。
比如，达尔文说人类是从很久远年代以前的一种猴子进化来的，但其实这种猴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姑且假定达尔文所说的这种人类的祖先——称为“始祖猿”——是存在的，而且“始祖猿”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变成了古人类。这个版本的通俗说法是“人是猴子变来的”。
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研究，实验组A观察被达尔文视为人类祖先的“始祖猿”，对照组B观察其它的猿猴，让它们生活繁衍，诞生出延绵不绝的世世代代，看看在A组中有多少“始祖猿”演变成了人，并与对照组B做比较，看是否有差异。
且不说这样的“始祖猿”到底存不存在，试问地球上有没有人能够至少活几百万年看到实验结果呢？实验可行性存在巨大问题，这样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荣获三个科学博士学位的英国化学家阿瑟‧欧内斯特‧威尔德‧史密斯教授（Prof. Dr. Arthur Ernest Wilder-Smith，1915—1995）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自然科学对进化一无所知》（The Natural Sciences Know Nothing of Evolution）中这样阐述：“新达尔文主义七个主要假设前提，没有一个可以被证实，也没有一个可以用实验来验证。如果没有实验的证据支持，整个理论就难以被视为科学；如果新达尔文主义七个假设不能用实验证明，就应该将其视为哲学，而不是科学，因为科学应该是能够用实验证实的事物。”²⁹
也就是说，在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是无法用科学证实的，它竟然是一个哲学范畴探讨的概念，而不属于真正的科学。
这里所提到的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³⁰，是在达尔文原始理论的框架之下，后人结合遗传学、生物学的研究给他做的补充。但无论有多少五花八门的学说，都无法提供证明“广进化”的直接证据，都是围绕着“微进化”做文章，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广进化”的内涵，也是为了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一种自圆其说，所谓的现代综合（Modern Synthesis）或现代演化综论（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皆是如此。
2.事与愿违的科学实验
其实，后人不是没有试图去验证达尔文的“进化假说”，恰恰相反，科学家们为了证明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试图加以验证，但结果都是徒劳无功、以失败告终。
备受质疑的烧瓶实验
进化论的第一个假设前提是，生命首先是从无机物“进化”成生物大分子。
20世纪40年代，一流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大都在倾全力研究蛋白质。
1953年，美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米勒（Stanley L. Miller）从无机物³¹中制造了氨基酸³²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H₂）、甲烷（CH4）和氨（NH₃）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从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
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有了氨基酸，蛋白质或生命的产生就几乎指日可待了。
米勒和其他人用实验的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氨基酸、葡萄糖、核糖以及核酸所含的几种碱基等生物体内的重要有机物。
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像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他们实验的条件和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³³。
第一个质疑和挑战是，真实的原始大气的性质难以确定，因此米勒和其他科学家在他们设定的实验条件下所观察到的化学反应是否在实际原始大气中发生过，不能确定。
在米勒做实验的年代，人们原先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文献报导太古代（38亿到25亿年以前）地球大气可能极度缺氧，当时的大气氧分压被认为约为现在地球大气层中氧气浓度的10⎻¹²。³⁴
所以，米勒等人当时采用了几乎无氧的还原性气体的反应条件，这样保证合成的氨基酸比较稳定、不容易分解。如果有氧存在，氨基酸不容易合成，或者合成之后容易分解。
然而早期地球大气层中氧气是否存在³⁵这个话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1982年有学者对氧气浓度的估算，变异范围从现在大气的10⎻¹⁴到10⎻¹³⁶，这已经反映了氧气含量极大的不确定性。
1985年《分子进化杂志》（Journal of Molecular Evolution）的文章认为，早期地球上含有大量水蒸气，而大气上层的水光解离产生氧气³⁷。《加拿大地球科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的文章认为，在地球最早的沉积层中发现了富氧红床（red bed）³⁸，提示早期地球上存在氧气。
如果早期地球大气层含有氧气，米勒等人实验中的气体成分就不能反映早期地球的情况，那么那些实验对证明“进化假说”认为的“原始生命产生于无机物”，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第二个质疑，跟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有关。
就像我们人有左手、右手，生物分子虽然看起来一样，但是它们的三维结构不完全重合，这叫做“手性”。我们可以用“镜像”的方式来比喻分子的“手性”。一个分子的两种手性对映体通常被标记为“右手”（用D表示）或“左手”（用L表示），分别代表右和左的手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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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左手、右手，看似一样，但三维结构不能重合。（大纪元制图）
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的蛋白质中只有L-氨基酸，都是左旋的³⁹，右旋的几乎可忽略不计。米勒等人得到的氨基酸却是右旋和左旋各占一半⁴⁰。也就是说米勒合成的氨基酸有一半是不可用的。本来就不稳定，还有一半的不能用，那么在大自然中通过无机物自发随机组合成有意义的生物分子或有机物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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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界的分子就像人的左手、右手，看似一样，但三维结构不能重合。（大纪元制图）
与此类似，自然界生物中的核苷酸中只有D-核糖，根据化学合成的常识，实验室合成是左右各占一半⁴¹，所以自然界生物中的核糖的存在型态不可能用随机合成的实验结果来解释，生命的起源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
第三个质疑，生物大分子，比如蛋白质中包含特定复杂的信息，无法通过自发组合而产生，不可能通过随机组合、碰撞产生出高度复杂有序的生物大分子、细胞甚至生命。⁴²
比如，组合成DNA的四种核苷酸不会在自然界中自发形成。实验制造的核苷酸是L（左）和D（右）异构体的混合物。由于DNA仅由D异构体组成，因此数千种特定D异构体的概率变得更加遥远。即使存在自组织模式，含有250个短链核苷酸的基因出现的概率为10¹⁵⁰至10⁷⁰分之一。
英国知名理论化学家、曾在牛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及芝加哥大学任职的莱斯利‧埃莱泽‧奥格尔（Leslie Eleazer Orgel，1927—2007）1994年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中写道：“结构复杂的蛋白质和核酸不可能同时在同一地点自发产生，但是两者对产生生命缺一不可。因此，人们可能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生命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起源于化学方法。”⁴³
新西兰当代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迈克尔‧道顿教授（Prof. Dr. Michael Denton，1943—）在1985年出版的著作《进化论：陷入危机的理论》（Evolution：A Theory in Crisis）中这样评论：“生命起源前，（原始）汤的存在是地球上生命进化出现的必要条件，但即使找到了汤的有力证据，生命起源的问题仍远未解决。生命起源问题最难的地方不在于汤的起源，而在于从汤到细胞的各个阶段，在用于构建细胞的基本构件、氨基酸、糖和其它简单有机化合物与已知最简单的生命系统类型之间存在巨大的不连续性（鸿沟）。”⁴⁴
劳而无功的RNA实验
当人们发现用实验结果来解释“合成蛋白质可以产生生命”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时，人们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一种生物大分子——核糖核酸上面。
核糖核酸（RNA）是由核糖核苷酸构成，常常以单链形式存在。每个核糖核苷酸单元包含一个糖分子、一个磷酸分子和四种碱基之一：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或尿嘧啶。
RNA具有多种功能特征，能够自我复制；有的具有催化作用；可以通过突变产生新的功能和特征；在细胞中扮演多种角色，包括信使RNA（mRNA）、转运RNA（tRNA）和核糖体RNA（rRNA），在蛋白质的合成环节至关重要。
所以，人们认为RNA在生命的早期进化中起到重要作用，似乎可能在最早的生命存在形式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似乎有吸引力，但通过化学物质随机合成RNA进而产生生命的假设，也有很多令人质疑的地方。
第一，RNA组成部分戊糖可以通过化学方式合成。如前所述，化学合成得到的糖，一般是光学上左旋和右旋（L和D）的混合物，但在自然生物系统中发现的戊糖都是右旋。
第二，嘧啶同样是组成RNA的重要原材料，但与嘌呤相比，从简单化学物质前体合成嘧啶的产量很低⁴⁵。
第三，目前有机化学家尚未成功地将预先形成的嘌呤和嘧啶与核糖连接起来，因此，形成所需单核苷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核糖和碱基不能迅速形成核苷，就会很快被降解。
美国国家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伯尔尼大学汉斯西格里斯特奖和美国国家科学院早期地球和生命科学奖的获得者杰拉尔德‧乔伊斯（Gerald F. Joyce）医学博士曾经对生命的起源和RNA在地球生命早期历史中的作用有着长期的兴趣，他试图通过RNA找到支持进化论的证据。结果经过了很多尝试，他没有找到支持生命始于RNA的任何证据⁴⁶，这让试图证明进化论的人们再一次失望。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化学家奥格尔（Orgel）在1994年评论道：“产生RNA世界的确切事件仍不清楚。我们看到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假设，但支持每一个假设的证据充其量只是零星的。RNA世界和生命如何出现的全部细节不可能会在短期之内揭晓。”⁴⁷
令人失望的大肠杆菌
1988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兰斯基（Richard Lenski）想观测一种生物到底能不能经过若干代的繁殖之后变成另一种生物。
兰斯基教授从1988年2月24日开始用大肠杆菌做实验。根据2013年《科学》（Science）杂志文章的报导，在兰斯基教授实验室的条件下，大肠杆菌一天之内繁殖6.6代。25年之后，大肠杆菌繁殖五万八千代，但大肠杆菌还是大肠杆菌，没有变化成另一种细菌或生物⁴⁸。截止到2020年观察了32年⁴⁹，也没有发现大肠杆菌变种。
在整个实验中，他所观察到的都是大肠杆菌种内基因的变异，细菌并没有变种⁵⁰。尽管发表的论文中经常用到evolution这个词，但都是“微进化”范围的变异，并不是“广进化”中所说的“变种”。
最大的事件是一些大肠杆菌不再依赖稀缺的葡萄糖而是利用柠檬酸盐来繁殖，但这也不意味着它们变成了一种新细菌。因为细菌分类要根据细菌形态、基因组特征，结合生化测试综合鉴定，仅仅利用一种不同物质作为新的能量来源，只是一种新的特质⁵¹。
当2015年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期刊（PLOS Biology）⁵²的文章和2017年《自然》（Nature）⁵³的文章发表时，该实验中的大肠杆菌都已经繁殖了超过六万代，但是大肠杆菌还是大肠杆菌，依然没有产生新的细菌种类。
我们这里总结一下从1988年实验开始之后的主要实验进展：
2013年《科学》的文章发表，实验做了25年，大肠杆菌繁殖了五万八千代，没有产生新细菌。
2015年《PLOS Biology》的文章发表，实验做了27年，大肠杆菌繁殖了六万多代，没有产生新细菌。
2017年《自然》的文章发表，实验做了29年，大肠杆菌繁殖了六万多代，没有产生新细菌。
2020年，实验室网站的信息显示，实验做了32年，大肠杆菌估计应该繁殖了七万多代，没有产生新细菌。
通过这个实验，人们见证了大肠杆菌在32年的时间里繁衍超过六万代依然没有变异成另外一个新物种。若以大肠杆菌的生命和繁衍周期与人类作类比，大肠杆菌经历的25年就至少相当于人类的一百多万年。
这一实验原本是为了验证“进化论”，最后反而推动了人们对进化假说的直接质疑。
另外，繁殖到大约第6500代，其中一个烧瓶中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大肠杆菌：一种繁殖能力相对较弱，菌落相对较小；另一种繁殖能力相对较强，产生的菌落较大。
兰斯基本来预计，如果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理论是对的，繁殖能力较强的细菌会越来越强势，最终代替繁殖能力较弱的细菌。但结果令他惊讶⁵⁴，这两种类型的细菌都持续存在、共同生存。这是对进化假说的另一个否定，即否定了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观点。
3.物种保持稳定的自然铁律
不仅后人的实验无法验证“进化假说”的成立，一些被科学界公认的许多科学事实也能对“进化假说”形成直接挑战。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它表明了生物界中物种一旦产生就各从其类稳定繁衍后代、保护其物种稳定存在下去的自然规律，这也是生物学中不变的铁律。
环境不能改变物种
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环境压力或因素大多影响的是表观遗传学的变化，是基因表达的变化，并不是基因编码本身的变化。
大肠杆菌经过数万代繁衍也未变成新细菌的实验，说明了环境的变化通常只会令物种自身发生微小的变化，一个物种是不可能通过环境的选择压力选择出所谓的“优势”基因突变，从而产生新物种的。
生物物种对环境的适应，往往是通过对基因表达的调控来适应的，所以环境压力改变物种的说法欠缺科学依据，环境变化不能改变物种。
亘古不变的“活化石”
有一些被人们称之为“活化石”的物种，它们很古老且一直没有发生“进化”，比如植物中的银杏、蕨类和动物中的熊猫，它们都经过了漫长的地质年代，依然没有“进化”。
腔棘鱼（coelacanth）也叫“四腿鱼”，可谓是地球上的活化石，这是一种来自4.2亿年前的远古鱼类。最近科学家在东非的热带岛国马达加斯加意外地发现了它的踪迹。⁵⁵
这表明生物物种的基因通常是非常稳定的。大自然有足够的时间，这些物种的生存环境也在改变，可是它们却一直没有变种。
一百多年来，科学家们试图找到从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个物种的证据，但各种尝试几乎都失败了。
新冠病毒感染了全世界超过6亿人，经历了大量的突变，全世界掀起大规模的抗病毒药物治疗和疫苗接种，但新冠病毒至今仍是新冠病毒，未发生变种；大肠杆菌繁殖了几万代，还是大肠杆菌；流感病毒变异了这么多年，还是流感病毒。人们从来也没有观察到任何一个生物变化成另外一种生物的奇特现象。
“人工育种”不产生新物种
当达尔文写《物种起源》一书时，他不能提供任何自然选择进化的实例，所以他借用了一些人工选种的例子。例如，他用鸽子做实验，人工选择了不同的特征，如喙的大小、形状和颜色，并证明可以改变这些鸽子的特征，似乎想要通过这些实验证明自然选择可以达到从一个物种变化成另一个物种的效果。
但是，这些鸽子仍然都被归类为鸽子。达尔文1868年1月发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⁵⁶（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书名写的只是变异（Variation），不是“变种”。
人工育种，只是让动物或植物的基因组的不同组合显示出来，不能算作创造新物种。
要成为一个新物种，需要形成一个新的生物群体，这个群体能够独立繁殖后代，而且与原有的群体无法进行交配并繁殖出有生育能力的后代。
例如，马和驴交配可以生出骡子。因为马和驴的染色体数量分别为64条和62条，所以骡子的染色体是63条⁵⁷，拥有奇数条染色体的骡子无法繁殖后代。因此，从生物学角度看，骡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种”。
我们日常所食用的无籽西瓜是普通二倍体西瓜与经秋水仙素处理后的四倍体西瓜的杂交一代⁵⁸，因为含有奇数倍（三倍）的染色体，配子无法进行配对，所以三倍体西瓜（无籽西瓜）无法产生正常成熟的西瓜种子。这样的西瓜虽然果肉可以吃，但是因为没有后代，也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独立的种。
不能繁殖后代的现象，生物学称为“生殖隔离（Reproductive Isolation）”现象，通常指由于生殖或生物学原因，即使地缘关系相近，物种不同的类群之间也不能成功地交配出具有繁殖能力的后代。这恰恰说明自然界中每个物种都有保持其物种独特性稳定下去的自然机制。⁵⁹
正因为如此，达尔文的实验品——所有经过杂交的家畜回到大自然后，复杂的变种很快就消失了，生还者都恢复到原本的野种⁶⁰。即使是最高明的育种家也不能创造出任何新物种。
法国科学院院长、动物学家皮埃尔-保罗‧格拉斯（Pierre-Paul Grasse，1895—1985）认为，“人工育种的例子是反对达尔文学说的有力证据。虽然经过千年选种的压力，任何不符合育种目标的个体都被消灭了，但是始终都没有新种出现。化验比较各种狗的血清、血红素、血蛋白和受精的可能性都显示，所有不同品种的狗，其实仍然属于同一个生物种。这项结论是客观测试的结果，不是主观分类学上的意见。”
所以，自然界之中不存在两种物种之间正在演变的中间物种及人工育种无法创造新物种的事实，恰恰说明物种具有保持其稳定性、不可能随便进化的自然规律。物种不但不能进化，反而需要保持原始本质才能生存下去。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本质上违反了这一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
4.人不是猴子变的
澳大利亚著名分子生物学家、王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伊恩‧麦克里迪教授（Prof. Dr. Ian Macreadie）曾说：“真是想不通我们是从‘猿’进化来的。”⁶¹
达尔文主要根据解剖结构，认为猿和人长得相似、具有共同的身体特性，认为两者具有亲缘关系、源于同一个祖先。然而，解剖结构看起来外表相似，其实决定这些结构的基因、蛋白质的差异却非常巨大。
首先，人和猴子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人是有智慧、有思想、能创造的“万物之灵”；人有道德伦理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可以根据道德准则做出选择和判断。
而猴子只是在树上攀缘、在地上爬行的动物，猴子智力低下，主要受生理本能和动物社会行为的影响，没有人类的伦理道德观，也不具备价值判断能力，怎么能跟人类做比较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如果把人与猴子归为同类，就是对人的一种侮辱。这一点在后面章节里会详细论述。
第二，仅仅从一般生物学角度以及物理化学等结构层面来看，猴子和人之间，在骨骼、肌肉、大脑、蛋白质、基因的生物学结构上，都有很多本质的不同。
在药物研究中，任何动物实验都代替不了人体实验。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实验中，人们发现，即使能在动物模型中得到验证的实验结果，也还是无法在人体实验中被验证。这个基本常识，说明人和猴子之间有很大的生物学差别。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简称MPI-CBG）在2016年发表的研究指出，人与被进化论认为的人的近亲黑猩猩的大脑结构有很多不同⁶²：首先，人的大脑大约是黑猩猩大脑的三倍；其次，人大脑表面的结构，称为“大脑皮层”，在记忆、注意力、意识和思维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人类大脑皮层的细胞数量是黑猩猩同一区域的两倍，而且人大脑皮层中的脑细胞网络的行为也与黑猩猩有很大不同。
第三，基因组比较分析的研究证实人与猿猴的基因水平差异巨大，无法用渐进演化来解释。
不同物种之间分子水平的相似与关联曾经被视为能为进化论找到证据的期许之地。早在1975年，在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后来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论文中，Mary-Claire King和Allan Wilson讨论并总结了四种方法来比较人类和黑猩猩的蛋白或基因的差别及其结果：1.蛋白的氨基酸测序；2.免疫沉淀；3.蛋白电泳；4. DNA杂交。⁶³
我们今天知道，只有第一种方法是可以准确比较差别的。那么在将近50年前，两位科学家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采用估算的方法倒也无可厚非。关键是，他们在只有8种蛋白的不完全测序、5种蛋白的免疫沉淀数据的情况下，得出的“迄今为止所检测的人类和黑猩猩的蛋白序列，平均来说，超过99%是相同的”的结论，竟然成了影响今后数十年的金科玉律，而这个结论却并非是作者这篇论文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
三十年后，在另一篇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发表在2005年《自然》杂志上、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牵头的研究论文中，作者们比较了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的DNA序列后，得出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序列差异为4%或者是相似度为96%的结论。⁶⁴
2005年的《自然》论文也同样存在严重的方法学缺陷，因为黑猩猩的基因组是以人类基因组为模板来拼接的。
即使存在严重方法学缺陷，得出来的4%的差异数字虽然看着不大，也已经代表了上亿个核苷酸的变化——具体说来，有三千五百万个单核苷酸密码子的区别；五百万个基因的插入（insertion）或删除（deletion）事件，代表着九千万个碱基对的变化；另外还有各种染色体的重排现象。⁶⁵
特别的是，研究组还鉴定出166万个高质量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的差异、决定性别的Y染色体有1.9%的差异，这都代表着非常惊人的、非常巨大的差别。这些都是难以用达尔文的渐进演化理论来解释的。
总之，过去这类论文分析都存在重要技术缺陷，严重夸大了黑猩猩和人之间的基因相似性。
终于到了2018年，一篇在技术上趋于完善的对人类与猿猴基因测序和比较的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基因组学系等机构的研究采用了PacBio的SMRT长读技术，每一个DNA片段可以读到十多万碱基对，这次的每一种基因组的拼接都是独立的，不是以人类基因为模板的。
在对这些独立拼接的基因组序列进行“多序列（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MSA）”比较后，作者得出了“猿猴的基因组中有83%可以找到和人类基因做对比的序列”的结论，也就是说，有17%无法和人类基因组对比。⁶⁶
这里要指出的是，两个基因组的相似度是低于83%的，因为那些无法和人类基因组对比的部分的相似度低到什么程度，论文没有披露，而可以相比之处的相似度也没有给出，我们姑且假设是上述2005年《自然》论文所说的96%，那么猿猴基因组那83%可以和人类基因组对比的部分的相似度换算成整个基因组的相似度应为83%x96%=79%，所以说人猿基因组整体的相似度可能会低于80%。
另外，人与猩猩的染色体在数量和结构上也存在重要差别：人类有46条染色体，而黑猩猩有48条染色体。此外，染色体的构成方面也存在众多差异，如黑猩猩在18号染色体上有大量额外的端粒异染色质区域。⁶⁷
即使存在4%的基因差异（编码蛋白质的部分）就已经代表相当巨大的功能、结构和性状的变异。例如，不同狗之间的基因序列差异很小，只有0.15%，但是不同品种的狗之间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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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猴子变的。（大纪元制图）
即使基因和蛋白质的一级基本结构可以一样，立体结构也可能不一样。举个简单例子，碳原子的排列程序不同，组合出来的分子结构也不同，可能成为石墨或金刚石。在基因和遗传物质领域，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人类目前所不能认知到的其它许许多多因素，这些因素也在决定着生命的差异。
任何物种的变化都需要系统性的整体的变异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物种。假设人真的是从猴子进化来的，那么猴子需要在基因、蛋白质、细胞等等层面上同时发生许许多多的基因突变、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的无数的变化，而且，需要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突变率，从而导致新DNA的形成、数千种新蛋白质的形成以及数不清的细胞、器官、系统等层面的同时变化。
所以，鉴于猿和人之间基因、蛋白质、功能上的种种巨大差异，要想让这些变化同时快速发生，根本就是一个极其微小、极其微小、极其微小的小概率事件。如此小概率事件能够发生，不可能是进化，只能是有意图的设计。
现代生物学要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需要从很多层面——基因层面、蛋白质水平、生化、表型、功能等等各方面来证明，提供各方面的翔实证据，而支持古代的猴子能进化成人的科学实验证据却一个也没有。因此，“进化论”所认为的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六、众多科学家公开否定进化论
世界上许多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付出很大努力，都找不到支持进化假说的任何科学根据，于是纷纷著书或撰写论文反对达尔文的进化假说。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评论如下：
1.进化论“站不住脚”
新西兰奥塔戈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New Zealand）分子生物学家迈克尔‧道顿教授（Prof. Dr. Michael Denton，1943—）说⁶⁷：
“一百二十年前，怀疑论者可能会宽容，让达尔文主义从怀疑中获益，并允许未来的发现最终可能会填补1859年如此明显的空白；这样的立场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了。”
“自从1859年以来，没有一个科学或经验发现可以证明达尔文‘广进化’中两个基本原理：1.所有生物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本源；2.生物的适应设计是盲目机遇的结果。”
2.进化论“是没有证据且与事实不符的假设”
牛津大学生化学家、药物学家恩斯特‧伯利斯‧柴恩教授（Prof. Dr. Sir Ernst Boris Chain，1906—1979）与苏格兰生物学家植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Sir 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爵士一起，因为发现盘尼西林（Penicillin）的治疗效果而获得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柴恩教授以非常专业严谨的态度研究了达尔文进化论，结论如下⁶⁸：
“一个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为依据的理论假设。”“他（达尔文）得出结论认为生物发展和适者生存‘完全是偶然突变的结果’，这是‘没有证据且与事实不符的假设’。”“它甚至很难被称为理论。”
“这些经典的‘进化论’，将大量极其复杂和错综复杂的事实严重、过度简化。令我惊讶的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个理论竟然被这么多科学家欣然地、如此轻易地、不加批评地吞咽下去！”
3.进化论“是达尔文的白日梦”
美国当代杰出生理学家约瑟夫‧马斯特罗保罗教授（Prof. Dr. Joseph A. Mastropaolo）曾在道格拉斯太空公司（Douglas Space Systems）和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等机构做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22篇学术论文并多次获奖。
他研究进化论后的结论是：“生物能自动发生，是达尔文的白日梦⁶⁹。”
21世纪初的今天，马斯特罗保罗教授预备了1万美金，正等待任何进化论狂热者能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进化论是科学的。⁷⁰
4.进化论“不是一个可以被验证的科学理论”
德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Prof. Dr. 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教授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以被验证的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项目。”⁷¹
5.进化论“是成年人的童话”
路易斯‧布努尔博士（Dr.Louis Bounoure）在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时曾指出：“进化论是成年人的童话，该理论对科学的进步毫无帮助、毫无用处。”⁷²
6.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联名否定进化论
1981年3月12日，《自然》杂志第82页发表了来自大英博物馆的22位植物学、昆虫学、古生物学、公共服务和动物学系科学家的联合署名信。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认为进化论是事实，又以为进化论已经被最严格的科学方法证实，那么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对这样的推断。迄今为止，进化论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若明天有更好的理论出现，进化论马上会被摒弃。”⁷³
（第一章为大家疏理了进化假说的逻辑错误、不支持进化假说的实验数据和科学事实。第二章会为大家进一步破除进化假说的基本迷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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