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是一个目标单一的工程：引水，解决林州市（原林县）的所谓缺水问题。红旗渠的最大引水能力为每年7.25亿立方米，但是这个目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红旗渠建成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年引水量曾一度达3.7亿立方米。之后年引水量一路下降，不时出现断水，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年引水量只有0.7亿立方米，不到工程最大引水能力的十分之一。逐步干涸的红旗渠，渐渐转变为红色旅游的景点，偏离原来的工程目标，真实地体现出红旗渠不讲科学与技术的乱干蛮干精神。
一、习近平：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红旗渠确实是用命换来的
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陕西延安、河南安阳等地朝拜，发出的政治信号十分明显。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在河南安阳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参观时说：“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没有老一辈人拼命地干，没有他们付出的鲜血乃至生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1]习近平也曾这样说过：“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2]
社会主义是拿命换来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道出了红旗渠工程的本质，确实体现了中共的特性和宗旨。
单从红旗渠这个引水工程而言，它是一个失败的工程。从工程目标的建立到工程的实施，没有一点科学与技术含量，靠的是敢干、蛮干的精神。2016年6月18日大陆《大中华在线网》刊登了一篇题为《李锐：红旗渠是一个失败工程》的文章，李锐指中共60年代曾用10年时间修建的“红旗渠”，目前已沦落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与当初豪气冲天的灌溉，估计早已不沾边了。[3]原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王璋和原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环境工程系主任王季震指出“干涸的红旗渠，将有渐变为现代文物的危险”[4]，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红旗渠是拿命换来的，这话不假。有报道说：在建设过程中81名干部和民工失去了生命，年龄最大者63岁，最小的只有17岁[5]；另有报道说：官方统计的死亡189人，重伤致残256人的代价[6]。据说红旗渠是为了解决当年不到60万林州人的缺水问题，用几百人的死亡与重伤致残来换取，这个代价难道不是太高了吗？这和习近平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示不是矛盾的吗？在和平时期用生命代价去换得一个血色旅游景点，这正是红旗渠的悲剧所在。
红旗渠引发了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围绕漳河水量的争夺，村民发生械斗，甚至动用土枪土炮和炸药，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最后中央政府直接插手介入。在红旗渠纪念馆中保存有关争水的案例30余件。这是否也体现中共的宗旨和性质？争水冲突中的真实的死伤人数至今没有公布。
二、建设红旗渠工程的依据：林州严重缺水，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
红旗渠原名是引漳入林工程，指通过70.6公里长的人工干渠把山西省长治市的漳河水引导至河南林州市、再通过灌溉渠道送往林州各地的引水灌溉工程，是中共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典型工程，是中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被神化为世界建筑史上的第八奇迹。
建设红旗渠工程的依据是：河南省林州市历史上严重缺水，是一个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贫穷山区。每逢干旱，不仅颗粒无收，连饮用水都成问题[7]。
习近平参观完红旗渠后，28日来到了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参观，感慨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郊，根据考古发掘证实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因此河南安阳市也被称为中国古都之一。
林州市是安阳市的一个下属县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东经113°37′~114°51′，北纬35°40′~36°21′之间，背靠太行山，面向华北平原，自然生态环境相当不错。林州又地处中华文明摇篮地的中心地带，历史悠久。夏朝归属冀州，周属卫，秦属邯郸郡，民国时期属河北道，与河北关系密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州市归属河南省。
林州市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林州市属于半湿润地区，根据《林县县志》记载，年平均气温12.7℃，年平均降雨量683.9毫米；根据《红旗渠网》资料，平均气温13.1℃，年平均降雨量645.6毫米。另有资料说，年平均气温12.8℃，年降水量672.1毫米。王瑞芳在《中国当代水利史》一书中指出，年平均降雨量697.7毫米，年平均气温12.7℃。本文采用年降雨量683.9毫米这个中间的数据。全市属海河水系，有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天然河流，水资源总量5.652亿立方米，另有可利用的过境水3.78亿立方米，水资源主要由地表水和地下水组成，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5.040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3.556亿立方米。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有重复计算部分，所以水资源总量为5.652亿立方米。
林州市面积2046平方公里。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19年的数据显示：林州市户籍总户数有32.52万户，户籍人口有108.9万人，常住人口有81.5万人。林州市水资源总量5.652亿立方米，常住人口有81.5万人，每个常住人口的水资源拥有量为693立方米。这人均水资源拥有量都没有计算可利用的过境水资源量。按照吴季松的《中国可以不缺水》一书提供的资料，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的人均水资源量分别是441.1立方米、363.1立方米和456.9立方米，林州市的人均水资源量高于这三个省的水平[8]。
建设红旗渠时林州的人口约为60万，那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942立方米。
按林州市平均年降雨量683.9毫米和面积2046平方公里计算，林州市平均每年的降雨量为14亿立方米，而只有5.652亿立方米被计算成水资源量，只占降雨量的40%。5.652亿立方米的水资源量可以折算成276毫米的地表径流深。
水资源量折合成地表径流深可以用来衡量生态系统。当地表径流深大于150毫米，可以保持有植被的生态系统，基本可保证适当人类活动，维持原有生态系统不退化，即最低水资源量。如果要在人类活动的条件下维系较好的植被生态系统，地表径流深要大于270毫米[9]。
而林州市在40%的降雨量被折算成地表径流深的条件下，地表径流深依然大于270毫米。这就说明，林州历史上严重缺水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假说。安阳会被选作商朝后期的皇城，如果安阳周围地区的水土条件这么不好，十年久旱，为什么安阳会被选作商朝后期的皇城呢？这在生态环境、在地理条件上都讲不通。
根据史料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的514年期间，一共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有时连年大旱，河干井涸，庄稼颗粒无收，由此也不能得到林州历史上严重缺水，是一个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贫穷山区这样的结论。514年期间，一共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平均五年发生一次自然灾害。514年期间，一共发生大旱绝收30多次，最低也是150多年发生一次严重干旱。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但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没有一个地方是十年九旱的。安阳市殷墟是习近平向往已久的圣地，而在圣地不远的林州怎么可能是这么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比之前更高，这和毛泽东的改造山河、破坏生态环境有关。
林州干旱现象的出现，与太行山森林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极大关系。笔者1982年去山西晋东南考察，被太行山生态环境的破坏感到震惊，森林生态环境几乎被破坏殆尽。但是太行山山区不缺所谓新中国改天换地的劳动模范。过去有首《游击队歌》，1938年由贺绿汀作词作曲，歌中唱道：“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唱的就是太行山脉的山高水又深和密密的树林。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林州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动员群众，毁林造田，发展粮食生产，林木遭到严重的破坏。1954年26岁的杨贵任林州县委书记，1956年杨贵做《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动员报告，要求干部群众要“下定决心，让太行山低头，令漳、淅、洹、露水河听用，逼着太行山给钱，强迫河水给粮，从根本上改变林县面貌”。于是在林县开始大建水库和灌溉渠道。1958年中国开始大炼钢铁，搞大跃进，太行山脉的树木被砍伐殆尽。更有甚者，利用太行山的山沟当高炉，从沟底到山顶堆满砍伐下来的树木和从居民家中收来的铁器。一炉下来，火光冲天，两边的山坡上寸草不生。林县的森林生态全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也导致四条发源于太行山脉的过境河流水量骤减，发生断流。
太行山脉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报应马上就来，1959年汛期几个月降雨量很小，遇到了干旱。
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林州并不是一个严重缺水、十年九旱的地方。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本地资源，并不需要建设引漳入林工程。
三、工程的基本数据不清
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让太行山低头，令河水听用，逼着太行山给钱，强迫河水给粮，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计划以及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实际行动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杨贵作为山区建设标兵列席了中央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的专列经过河南新乡，在专列上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杨贵，赞扬年轻的杨贵书记治水很有一套[10]。受毛泽东接见的鼓舞，1959年10月10日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信心倍增，决定建设引漳入林工程（1960年由杨贵提议改称红旗渠），工程的目的就是从山西长治地区的浊漳河引水到林县，计划每年的引水能力为7.25亿立方米。当年流传一首歌：“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们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定叫山河换新装”。
1960年2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施工人员多达十万人，多是无偿出工的农民。到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九年多。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工程，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土石方量高达2225万立方米，干渠总长70.6公里，平均每米干渠的土石方量达315立方米！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也很大，但是工程没有任何经济性可言，也没有可持续性可言，关键就是工程的基本数据不清。
引漳入林工程是中共林县县委、特别是县委书记杨贵拍脑袋的决策。既然是引水工程，林县到底需要多少水？有什么用途？浊漳河又有多少水可以外调林县？这些最基本的数据都没有！
前面提到了，林州水资源总量为5.652亿立方米，引漳入林工程的最大引水能力为7.25亿立方米，比当地水资源总量还多。林州需要这么多的水资源吗？如果真有这个需求，那么没有引漳入林工程前，林州人是如何生活的？再往前追溯，商代晚期的帝王为什么在这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方建造都城，建立中华文明的摇篮？当年林县面临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是生态环境被破坏后的结果，4条天然河流季节性干涸。为了响应毛泽东“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县委书记杨贵希望通过引漳入林工程，大搞农业水利化，提高粮食产量。据说当时围绕引漳入林工程计划增加的有效灌溉面积达54万亩之多。其实只要合理利用林县当地的水资源，就没有建设引漳入林工程的需要。
那么浊漳河又有多少水可供流域外的需求呢？
浊漳河发源于子长县发鸠山，是山西省长治市最大的河流，流经全市12个县、区，在长治市流域面积9991平方公里。流域面积不大，水量也不大。浊漳河南源在漳泽水库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65亿立方米。漳泽水库水文站1961年至1996年35年的实测年径流量为1.75亿立方米，最大年径流量为5.261亿立方米（1962年），最小年径流量为0.2835亿立方米（1986年），最大年径流量为最小年径流量的18.6倍，年际变化很大。
就是说，就是把在浊漳河取水口以上的所有水资源全部都给流域外的林州用，平均每年的水量只有2.65亿立方米（或者准确地说1.75亿立方米），最多的年份5.261亿立方米，最少的年份0.2835亿立方米。
引漳入林工程总干渠70.6公里，总干渠的截面为高4.3米，宽8米，最大设计流量为23秒/立方米，即每年可以引水7.25亿立方米。浊漳河南源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只有2.65亿立方米，引漳入林工程总干渠的每年引水能力达7.25亿立方米，这在工程上合理吗？
据红旗渠管理处提供的资料显示，引漳入林工程建成后的年引水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
红旗渠建成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年引水量曾达3.7亿立方米；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均引水量下降了1亿多立方米；
1990年到1998年，其年均引水量只有1.4亿立方米；
1999年至2000年期间，水量更是急剧直下，三年的引水量为2.1亿立方米，年均引水量只有7000立方米，不到建成初期的零头；
现在红旗渠每年的引水量干脆也就不公布了。
目前红旗渠工程进入了功能转型，旅游功能和红旗渠精神、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不断提高，而引水功能渐渐隐退。
四、红旗渠引发河南、山西与河北三省的争水战：群众械斗、用土枪土炮袭击村庄和村民，甚至用炸药炸毁红旗渠
引漳入林工程是中共林县县委、特别是县委书记杨贵拍脑袋的决策的另一个证据就是，林县从山西省长治市的浊漳河引水，与水源地山西省、与原来浊漳河流经的河北省没有签订什么协定，搞的是突然袭击，走的是上层路线。据说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和水利部领导人傅作义、钱正英等的支持。
漳河发源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腹地，上游有清漳河和浊漳河两条河流，干流大致沿河北、河南两省边界向东行，形成河北省与河南省的界河，在到达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终汇流入卫河，进入河北省境内，然后汇入海河，最终入渤海。所以漳河属于海河流域。
前面已经谈到，山西、河北的人均水资源量都比林州少，从人均水资源量少的山西调水至人均水资源量多的林州，本身就不合理；人均水资源量多的林州，又与人均水资源量少的河北省抢水量，也是不合理的。
都听说过国际上的争水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争水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水战争等等。但是很少谈论中国国内的争水战争。其实中国国内的争水战争还真不少，如甘肃与青海的争抢大通河水、甘肃民勤县争水纠纷等，而红旗渠引发了河南、山西与河北三省的争水战，则是争夺最为惨烈的。
自从林州建设了红旗渠后，山西、河北各地纷纷效仿，也搞农业水利化，搞粮食增产。从二十世纪60年代末开始，山西境内相继修建了3座大型水库、80多座中小型水库，河南、河北两省则分别修建了跃进渠、大跃峰渠、小跃峰渠及其灌区，小型引水工程及水电站更是难计其数。这些水库、水渠都把漳河水当作唐僧肉，大家抢。总的来说，河南、河北和山西建设的水利设施如水库、灌渠等的蓄水量是水资源量的十倍。这就是李锐先生所指出的：红旗渠“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建设”，“林县红旗渠和其它引水，没有考虑上下游全河水量平衡”[11]。
水利设施的需水量大于水资源总量，就会产生矛盾，而且是无法解决的矛盾。1988年2月22日5时10分，位于红旗渠总干渠晋、豫交界处的北坪沟渡槽顶部，因人破坏被炸塌，渠墙酥松漏水，整个渠岸下沉，损失严重[12]。在中国，地方政府间有矛盾，就找中央政府打官司，而中央政府政府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官。1989年国务院为围绕红旗渠的争水纠纷批发了“42号文件”，河南、河北两省按照48%：52%的比例对漳河水进行分配[13]。听起来不错，还48%：52%的比例，比起50%：50%的比例似乎是更加精确。但是在水量分配中，把水源地所在的山西省给遗忘了。山西省抓住中央文件只制定了比例而没有确定水量的漏洞，认为山西省用剩的水，河南、河北两省按照48%：52%的比例分配。山西省就利用已经建造或者计划建造的水库减少下泄流量。山西省下泄的流量越少，河南与河北两省打得就越厉害，红旗渠能分得的水量也越少。
三省之间恶意竞相开发水资源，导致河道径流量逐年减少，水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水事纠纷愈演愈烈，围绕红旗渠多次发生炸毁水利工程、炮击村庄、群众械斗事件。
1992年3月12日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水利部、河南省、河北省关于解决漳河水事纠纷协议书》[14]，该文件指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对关于调处河北涉县黄龙口村与河南省林县前峪村水事纠纷协做出批示。之前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与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明邦、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赵景才及水利部海河委员会、两省水利厅、安阳市政府、邯郸地区行署领导、有关县的县长、各地、市、县水利局局长赴现场调查处理，达成协议书，将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水事矛盾激化，维护沿河两岸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宣传落实《水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制止群众性械斗事件的通知》精神，教育沿河两岸干部和群众提高法律意识，团结治水，顾全大局，切实做到令行禁止，维护安定团结；涉县黄龙口村，林县前峪村必须无条件停火，在建的违章工程必须立即停工；两县公安局负责收缴土枪、土炮等一切武器，对破坏水利工程的案件进行查处；沿河各县、乡、村要制定落实本协议的具体措施，坚决防止今后再发生水事纠纷、械斗、非法抓人、打人和破坏水利工程的事件……
协议书签订不过5个月，1992年8月22日，红旗渠遭遇了自建成后最大的一次人为破坏，也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爆炸破坏水利工程案件，震动全国。1992年8月22日晚，林州对岸的河北省涉县白芟村几十位村民乘夜色泅过漳河，将事先放置在对岸的数百公斤烈性炸药，用车悄悄拉往红旗渠流经河南林县盘阳村段的凤凰山脚下。凌晨1时左右，他们背缚炸药和铁锹钢钎等工具，避开红旗渠的守卫民兵 ，匍匐爬上凤凰山干渠脚下，找到合适爆破点后，深埋炸药，其中一处所埋炸药包竟重达500多斤。待到凌晨三时，行动主 事者一声令下，三个爆破点同时引爆。红旗渠总干渠盘阳段两处渠墙同时发生炸药爆炸，炸毁渠墙长度33米，60米渠墙产生严重裂缝。洪水从从90米的高处“飞流直下 ”，直袭林县盘阳村的田野、村庄、村办企业。两三吨重的岩石被水冲漂到数十米之外，几人合抱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全村12个组3000多人受灾，1000多亩庄稼被淹，700多亩颗粒无收，其中有600多亩上等品质的田地被毁，更有60多亩良田因土壤皆被冲走只剩下石头至今仍 无法恢复耕种。另有房屋倒塌600多间，涉及400户700多村民。估计直接损失近千万元。案发第二天，盘阳村600名村民拿着土铳、斧头和铁锹要过河找河北白芟村“报仇雪恨”，被强行制止[15]。
据说爆炸案件震惊了江泽民和李鹏，两人都做出专门批示，公安部成立专案组赴案发当地调查。其实案情十分清晰，证据充分，但是顾及到事件的特殊性和复杂背景，决定对这起特大炸毁水利工程事件进行“冷处理”，结果不了了之[16]。
1993年国务院只能另起炉灶，成立了海河水利委员会漳河上游管理局，对三省边界地区的108公里河段实行统一管理，重新分配水量。但这只涉及三省边界的河段，对上游水库的用水没有任何约束力，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特别是山西省长治市发展国家能源基地，需要大量用水，漳河上游管理局对此没有任何话语权。
1993年海河水利委员会漳河上游管理局成立后争水的战争还在持续之中：
1997年春，河北涉县白芟村与河南林县前峪村再次因“水利施工”发生大规模械斗，几百人贴身混战，有数十人受伤 ；
1997年6月，河北白芟渠连续4次被炸药炸毁；
1997年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次发生断流；
1998年5月到12月底，河南、河北两省沿河数个村庄又连续多次发生激烈土炮战，致使许多生产生活设施和水 利工程设施被毁；
1999年3月，隔河相对的河北省黄龙口村和河南省古城村，突然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激烈土炮战。受伤村民逾百 人，大量生产生活设施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之巨；
2000年，漳河沿岸河南河北两省再度因建水电站发生严重水事纠纷，漳河管理局派驻处室数度协调没有成效[17]；
2002年红旗渠红旗渠断流76天……
五、中共的卖水政策结束了红旗渠的辉煌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红旗渠的引水量越来越小，河南林州的争水热情也越来越低，特别是农民没有用水的愿望。
原来红旗渠从山西省取水不花一分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自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引入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引入了水权概念，也引入了收取水费的制度，钱成为追求的目标。这个曾经被马克思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水（因为不是劳动的产物），被中央政府发现，原是一个真正的“印钞机”。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和所谓世界建筑史上第八奇迹的红旗渠也逃脱不了“社会主义市场”的魔力。红旗渠必须每年向山西缴纳千百万元的水费, 一手交钱, 一手放水，就是这么实在。漳河两岸河南、河北两省的居民也不必为争水而械斗了，一手交钱, 一手取水；缴纳多少钱，取多少水。
红旗渠要向山西省缴纳水费，堤外损失堤内补，红旗渠也要向灌区内的林州人收取水费。不管中华文明3700年也好还是5000年也好，中国农民没有用水缴纳水费的传统，林州农民也没有用水缴纳水费的习惯，没有地区差别。
中国农业是用水量最大的行业，也是用水效率最低的行业，同时也是支付水费能力最低的行业。林州农民不能承担缴纳水费的沉重负担，宁愿回到靠天吃饭，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不用红旗渠的水。红旗渠灌溉面积也由原来的60万亩下降到20万亩。与红旗渠相联的48座水库几乎全部报废；346座塘堰全部报废；45座提灌站一部分报废，一部分闲置，发挥效益的很少；45座小型发电站无水发电，全部报废，电站房屋被拆毁，全部成为废墟。红旗渠丧失了能蓄水、能抗旱、能排涝、能发电等系统功能中的大部分效能[18]。正如中国一些媒体所描述的，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红旗渠步履维艰，命运堪忧。
其实在中共引入卖水政策之时就已经为红旗渠准备了失败的后事。1996年红旗渠成为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2年6月8日，红旗渠纪念馆建成开馆；同年7月17日被评为2002年第二批国家4A级旅游区；同年8月5日红旗渠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唯一的红色旅游景区；2004年7月6日红旗渠被国家水利部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2006年5月25日红旗渠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2010年5月18日红旗渠被命名为“第一批全国廉政教育基地”[19]……
如今红色旅游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卖水的收入。
六、红旗渠是一个失败的工程
评价一个工程是否成功还是失败，要从工程的目标是否实现来评价。红旗渠是一个目标单一的引水工程，建设红旗渠的目标是解决林州市的所谓缺水问题。事实证明，林州并不是一个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地方，更不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红旗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红旗渠是一个以低效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水利工程。红旗渠的问题不是现在无水可调，而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无水可调，如果当时人们能科学民主地对漳河的水资源做出正确的评价的话，也就没有这个“愚公移山”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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