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群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大连海关工作。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每位干部都写了一份《对苏联看法的思想演变过程》思想汇报，时隔八年，这份汇报成了我“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证，我被打成“右派”。此后二十多年，我一直努力为自己翻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因此，我后来受人之托，到上海著名的大“右派”孙大雨（1905-1997）教授家传授自己丰富的翻案经验，也算是一段因祸得福的际遇吧。
如今，孙大雨教授已经去世多年，但他高大、坚韧、坦荡的身影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愿意提起笔来，回忆耿介清正的教授，完成教授生前对我的嘱托，以此寄托对他的敬佩缅怀之情。
诉讼风暴1957年苦夏的台风季节，台风还没有降临，狂飙般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上海滩。被卷入风口浪尖的是复旦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大字报铺天盖地，报纸、电台等宣传舆论都调动了起来，来势异常凶猛。
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钦点”了死不悔改硬骨头的孙大雨，他成了轰动全国的大“右派”之一。此后，市委书记亲自出马召开会议，面授机宜：由《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带上“工人”到孙大雨的家里开现场批斗会。令人惊诧的是这位被批斗的教授，非但不低头认罪，承认错误，反而指责批判他的人是“反革命”，“出口伤人”！
“钦点”的大右派如此嚣张怎么得了？于是，书记挂帅，四方行动，找了在公开场合被孙大雨斥责骂过的领导干部、社会名流共16人，联名向法院递了诉状，控诉孙大雨诽谤罪。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为了批捕孙大雨动足了脑筋，副检察长方行连夜查阅资料找法律依据，总算找到了可以“传唤”孙大雨的法律依据。
孙大雨接到“传唤”通知，奉命准时来到检察院。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位于外滩15号（中山东一路15号），上海市总工会的隔壁，中间隔了一片篮球场大的院落。在外滩的建筑群，这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只能算是个矮胖子。事隔半个多世纪，这里已变成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除大楼的轮廓还在，内外已面目全非。
孙大雨被勒令不准从面向外滩的正门进检察院，通过内部人员出入的小便门（大铁门的右下角是个小铁门）进入。当时，在检察院的正门，贯通三层楼的空间到处贴满大字报。正中悬挂了一幅特大的“漫画”——一只穿着长袍的狐狸，掀起袍衫，露出粗长的尾巴，袍内藏着牛鬼蛇神，配上毛笔写的黑体大字“打倒顽固不化的右派房群”，上楼的梯口是另一幅“漫画”——红皮白心的大萝卜，题字为“房群你究竟想做什么？？？”一前一后，这样戏剧性的一幕，成为我和孙大雨教授最初的缘分。
为什么关于我的批判漫画贴在楼梯口呢？我所在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三处反右运动开始时讨论的题目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问题。我的观点是搞自然科学的应重其才，无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应重用，搞社会科学的应重其德。反对意见指责我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还批驳我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看法，最后甚至说我早在中央政法干校就应该定为右派。辩论中我一直不承认错误，情况升级的结果是，我成了顽固不化的“右派”，结论抄录了建国前我在大连海关亲笔所写对苏联看法的思想小结，并给我定了性，“房群一贯反对苏联，早在1945年旅大解放时，房即视友为敌”云云。我虽不如孙大雨“钦点”之身，也是检察院重点“关照”的对象，批判漫画高悬于正门。
我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冒着风险，一定要亲眼目睹心目中敬佩的教授。我躲在院子左边车库楼上的暗处，对准大铁门的小角门——只见一位身材魁梧、风霜满面的学者，拄着手杖，从大铁门的小角门进来，因角门太小，只能弯腰进来。他那高大的身躯微微颤抖，步履艰难地斜穿过篮球场的边角处，踏上一方木质阶梯，由几乎碰到脑门的小便门进了检察院。这一情景此后常在我的脑中浮现。
1958年6月2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有期徒刑六年。至此，孙大雨响亮的名字，从喧嚣的城市里消失。关心他的人们私下揣测、议论：有说他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有说他不甘屈辱，抱着他的毕生心血译著投了黄浦江。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慢慢也就忘记他了。
胆大包天的批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落实以后，我这个翻案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翻过来的“极右分子”也得到了改正。偶然机会，我结识了法国里昂大学文学院博士翻译家徐仲年，他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的人，也曾不明不白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1980年，在徐仲年的家里我们谈起了孙大雨，他曾和孙大雨一同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说，孙大雨刚正不阿的倔强性格由来已久：1949年前为了教育部长的贪污问题，他当面指责过蒋介石；1949年后，他原来看不上眼的学生都变成了他的领导，他们说他反动，他就回敬他们是“反革命”。他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不方便去看他，你去劝劝他，现实一点，不要老这样顶着。徐仲年的提议正中下怀，点燃了我心中潜藏已久的拜访孙大雨的念头。
从老城隍庙的后门出去就是昼锦路，过马路不足五十米，狭窄的弄堂右首处那砖木结构、上下五进的院落，就是孙大雨父亲孙廷翰置下的产业，也是孙家的祖宅。孙大雨从茂名公寓被扫地出门就回到了这里。这座院落早已被居委会占有，仅在楼上划出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给他夫妻居住。楼下是街道制作豆制品的作坊，夏天酷热喧嚣，环境艰苦。
房间里仅有的物品是一张红木圆桌，一分为二，一半靠墙，上面放着油盐酱醋，瓶瓶罐罐，碗筷也在其中，剩下的空间就是吃饭用的餐桌；另一半挤靠在床头，上面堆满了书稿，显然也是书桌。三尺半的铁床上，唯一的床上用品是那破旧不堪的棉花胎，床下、墙角堆满了泛黄的书籍（抄家丢下的剩余物品），除了几把破旧的凳子，没有任何财物，一贫如洗，如果我不是亲眼目睹，不敢想象这就是孙大雨的处境。
我这不速之客进门时，孙大雨正专心致志地伏在案头工作。得知我的来意后，他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随意地问道：“徐兄可好？”我将徐仲年已获改正的事情原原本本告知，孙大雨听后，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
孙大雨的夫人刘月波从外面进来，见有客人，连忙从餐桌上的竹壳热水瓶里倒了杯白开水递到我的面前，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家里没有茶叶，慢待了。”孙夫人身材矮小，面慈心善，谈吐谦和，是位容易亲近的人。她告诉我她是位普通的教师，拿的还是一百多点的保留工资，否则也不至于狼狈到客人来了连杯茶水也请不起。
在交谈中，我对夫妇两人这些年的经历有了大致了解：孙大雨被判了六年徒刑，送去苏北大丰劳改农场差点被折磨死，又逢三年困难时期，孙夫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往劳改农场送药和食补品。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要把人保住，不能死在那里。硬撑着煎熬了三年，看看实在不行，她又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总算能够让孙大雨保外就医。
所谓的天灾还没度过，人祸又接踵而至。红卫兵闯进了他们的家，不依不饶地揪斗孙大雨，比“反右”时来得还要凶猛。孙夫人挺身而出去保护丈夫，却被红卫兵小将们打翻在地，还准备再踹上一脚。孙大雨气愤不过，挥拳教训了红卫兵。这下祸可闯大了，从监狱死里逃生熬过来的孙大雨再次被投进了监狱。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押了三年，实在找不到理由宣判，只能莫名其妙地把他放了，美其名曰交给群众监督劳动，扫大街的差事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二十多年来，两人备受折磨。
随后，我们的谈话转入了正题。我以现身说法告诉他，我翻案翻了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翻进了监狱，也是在第一看守所关了三十个月，二十一年的“右派”帽子也没有摘掉，真的以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但五十五号文件的落实是大势所趋，我拿自己翻案经验，和徐教授的真诚意愿，推心置腹地劝说孙大雨，先“改正了”，服个软，改变一下现状再说。
出乎意料的是，孙大雨无动于衷，原来复旦大学党委早已放出话来，他只要认个错马上就给他改正。“我错在哪里？错的是他们！”这就是孙大雨的回复。我劝他，硬顶不行，我的经验是可以在书面结论上表明态度。
复旦大学党委拖了一阵子，实在拖不下去了，派了个小姑娘（党委的工作人员）拿着书面结论来到孙大雨的家。他顺手从案头的书堆里抽出那份书面结论的抄件给我看。我记得这份抄件的大意是，根据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的精神，对右派分子孙大雨予以改正，时间是1980年的某月某日。
令人震惊的是，孙大雨在该签字的地方加了一段批语：“毛泽东有什么权力饿死一个教书为业的教授？我错在哪里？毛泽东已经死了。邓小平先生应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
我一时语塞，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一生阅人无数，审阅了不知多少案卷，从未见过像孙大雨这样一位风骨刚毅，宁折不弯，敢做敢为的人！
最后的遗憾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孙大雨先生多有交往。那时政治气氛宽松了点，我们两个大难不死的“右派”，时常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于孙先生的为人，沈从文早年就对他有过评价：“多才、狂放、骄傲、天真”。毛泽东也曾说“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可见孙大雨的顽固非常出名。相处越多，我越能感佩孙大雨先生的刚正不阿，人品高洁。以至于我曾私下对夫人说：“孙大雨都判六年徒刑，把我拉去枪毙也无话可说。”
后来，他们搬进衡山路近吴兴路的高层住宅，居住生活有所改善。我去拜访过几次，进门后，孙夫人总先给我倒杯茶腼腆地说：“再甭请您喝白开水了。”想来还是记着当年待客不周的窘迫。她又抑郁惘然地对我说：这高楼大厦她并不满意，住在这里没有人气，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城隍庙那边是他们的老宅，邻里邻居都熟悉，走动起来才方便。闲聊时，她向我提了个请求：“房先生，我们真的是冤枉，我们家先生就是脾气不好，可他心地不坏。政治上拖着不给我们解决，红卫兵抢了我们家的东西，总该还给我们吧？”我深表无奈，只能说这类事情太多了，这笔糊涂账，恐怕一百年也算不清楚。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孙大雨轻蔑地插嘴说，“何足道哉？”的确，他毕生所追求的确实不是这些身外财物，否则，他不会谢绝加拿大知名学府的高薪厚职毅然回国，也不会在悲惨的政治命运剥夺了他二十七年的宝贵时间后，在七十多岁时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屈原诗选英译》《古诗文英译集》《暴风雨》《离骚》等多部译稿，以至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
“我的年事已高，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心愿。”他忧伤地对我说，“房先生，你年轻，我们交往一场也是缘分。但愿你能像对待杨兆龙先生那样，用文学形式也给我留下一笔。”我曾将杨兆龙先生的遭遇写成文学作品《剑与盾》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所以孙教授才有此请求。我极少见到一贯铁骨铮铮的他流露出如此伤感的情绪，想来这并非源于遭受到的磨难，而是感叹自己浪费的岁月和无法实现的学术理想吧。
孙夫人搬到新大楼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间。她陪伴丈夫度过坎坷苦难的岁月，然而因长期抑郁，身体羸弱，最终还是先孙教授而去。遗憾的是我那时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剑与盾》的剧本，没能送她一程。后来又为了筹措资金拍电视剧，南北奔波，连孙大雨先生去世的消息也是事后才得知。
根据严祖佑的《人曲》所记，孙大雨最后的二十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学术。他将楚辞和汉乐府，唐宋各大家的诗词，按照英文古典十四行诗（桑纳特）的韵律，翻译成英文，又把莎士比亚的剧作，尽量按照其固有格律翻译成中文。
因时代的机缘和历史的荒谬，我接触过许多包括孙大雨、杨兆龙、徐仲年在内的“大右派”，他们都是学识渊博、人品正直的知识分子。与撰写《剑与盾》初衷一样，希望重提孙大雨教授的遭遇能令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赞(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