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文章的结论是，传统“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观点是过时的、站不住脚的，是“特定时代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文化产物”。
恰恰相反，该政策起到过反侵略、反殖民、反海外敌对势力干涉、反文化渗透的积极作用。
文章原文称，“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查了下这篇文章刊登于今年6月底，当时并未翻起多大浪花，但8月24日，历史研究院将全文发到了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考虑到当下的局势，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通过美化、赞扬、合理化“闭关锁国”政策，打造理论和历史经纬支撑。
不过，将写进历史教科书多年的“闭关锁国论”翻案，美化成正面的“自主限关”，势必需要坚实有力的史实支撑。但将此文通篇读完，基本没有发现任何新颖、有说服力的史料，大量充斥的是“某历史学家认为”“某学者指出”这样的“论据”。
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见的谬误是“诉诸权威”或者“诉诸专家”，即以某个专家的言论去判断事物，而不是依据事实本身。全文拉出了不少学者专家为观点背书，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逻辑还是事实，都无法佐证文章的论点。
除了“诉诸专家”外，此文常见的一种手段是将已有史实进行扭曲、利用，或者“争夺词语解释权”，比如称中国原本并无“闭关锁国”一词，该词是一个外来嫁接词，本身就含有人为和主观色彩，是西方的“中伤”，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
将不好的解释为好的，或者将不好的解释为“被误解”“被施加”的。可谓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这里简举几例进行批驳：
引言中称，“学术界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即被迫实施全面关闭国门的政策”。
首先，学术界主流观点是闭关是满清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政策，而非“被迫”。其次，“被迫”论从何而来？西方国家恰恰想要的是开口岸通商，一个毫无来由的“被迫”，却表现闭关是出于无奈的为国之举。
第一段称，“王宏斌通过细致考证，提出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第四段进一步称，“事实上，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并未禁止西方各国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那么，“细致考证”了什么，“事实”是什么，一字未提。
1757年，乾隆明确下诏，“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即便对广州口岸，清廷也设立了严格苛刻的管制条令。
《防范夷商规条》等条例规定，洋商只能住在划定的十三行区，由清兵严密把守，不得自由出入，且冬天需搬离，洋人不得随意和中国人交流，不得携带家眷，不得学习汉语，不得踢球，洋商还需要向各级官员送礼行贿，才被允许上岸。
对这些限制措施，此文解释为，“在经济上限制对外贸易区域，以便有效管辖”，“为了防范外国商船及商人的不法行为”，干脆别让外国人来了多好。
第四段称，“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地闭关锁国”，这样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海禁目的是为了保护百姓不受侵扰，那为什么还要像防贼一样防范本国人民？
该文称，““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但无论是“闭关”还是“限关”，其目的究竟是维护国家安全，还是维护爱新觉罗一家的统治，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出来。
实际上，清廷“防汉甚于防夷”，清廷千方百计阻止国人与西方交流，就是害怕西方的思想、宗教、科技文化传到国内，会开拓国人的眼界，产生自由思想，滋生反抗情绪。
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虽然有80万常备军，为世界规模之最，而英军连同海军不过2万人。但清朝的军队，大部分用来防范、监视、威慑本国百姓，使得清廷根本不敢抽调大量兵力迎战英军。
兵力不足的清廷只能临时招募乡勇作战，但临时拼凑的乡勇如何和装备先进的英军作战？更讽刺的是，对这些乡勇，道光皇帝更为恐慌，今天你用武器赶跑了英国侵略者，明天你就有可能用武器赶跑作威作福的满人统治者，因此，只要英军退去，道光第一道命令就是裁撤乡勇。
“国不知有民，乃民不知有国”，清朝闭关锁国，维护的只是爱新觉罗和满人权贵的利益。这种结果就是老百姓根本不愿意维护清廷，一个听上去颇为荒诞的真实例子是，英军进犯江浙时，有地方乡绅组织武装自卫队，目的却并不是反抗英军，而是防范清军路过时抢劫。
清廷非但给不了他们安全、权利和尊严，反而带来的是无穷的盘剥和压榨。这样的清廷，失败是怎么闭关锁国都避免不了的。
附录：“闭关锁国”延缓了西方血腥东扩的步伐，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对外政策
微信：资讯深一度 2022-08-28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下设12个部门，包含了6个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高翔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据了解，该研究院是世界上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研究机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成立刚满3年半时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日发表万字雄文，从政策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当时中国是否实行过严格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政策，论证“闭关锁国”是应对西方正确的对外政策。
闭关锁国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对外政策
文章说，任何政策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时期，面对国际环境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汹涌东来的西方殖民狂潮，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
然而，自民国时期以来，学术界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即被迫实施全面关闭国门的政策。
这一学术观点背后隐藏的核心文化观念是封闭与开放、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是特定时代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文化产物。
文章列举史料指出，“国外贸易自由与闭关主义之争，自宋历元，以及明清，绵亘至千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清朝的外贸政策有所反思。
【清朝采取对外贸易限制政策的原因是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也是在政治上采取的一种戒备措施。】
【肯定了马克思等人的观点，认为清朝闭关不是完全闭关，与防御资本主义侵略直接相关。】
然而，到了1979年3月13日，戴逸发表《闭关政策历史教训》一文，【讨论清代闭关政策得失。该文认为清朝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它不仅限制国人出海，同时也限制洋人经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
此文很快得到学术界关注，引发了学者对清代外交政策、外贸关系问题的研讨。
至此，一些学者一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观点，【即从强调清代闭关政策具有抗击侵略、保卫民族的意义，转而认为闭关政策是落后封闭的根源。】
近年来，相关研究在概念和事实层面，都比以往有所深化。王宏斌通过细致考证，提出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赵轶峰研究明清两代对外政策，认为明代不应被认定为“闭关锁国”，而是“有限开放”。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既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全面开放，同样是“有限制的开放”。
研究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古代文献中找到“闭关锁国”的表述，它不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概念。】中国古代文献中“闭关”一词，最初是“关闭城门”之意，历代对“闭关”一词的使用，都是中性表达，不具有封闭、保守的含义，不是贬义词。
文章举例说，明肃州巡抚陈九畴为防范“土番”侵扰边境，上疏说“贼不可抚，乞闭关绝贡，专固边防”。
此处，“闭关”被视为一种军事防御手段。
到了晚清，“闭关”才逐渐具有“保守”之意。
但在涉及国家利益时，“闭关”又被视作与敌国抗争的手段或方式，被赋予浓厚的正面政治含义。
中文的“闭关锁国”是近代嫁接词组
文章说，【中文的“闭关锁国”是近代嫁接词组，是中国既有的“闭关”与19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锁国”相结合的产物。】
“锁国”概念被清末留日学人接纳，传至国内。这批留日学人大多是当时领国内风气之先的人物，影响自然很大。
然而，中文“闭关锁国”则强调人为的政策选择或主观上的保守与封闭。
1978年以后，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我国史学界在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时，主张用“闭关锁国”概括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
康乾时期热衷科技
文章认为，【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明清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如实行的海禁政策并不等于“闭关锁国”。实际上，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地闭关锁国。
文章指出，明朝和清朝政府的上述举措，并非完全出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事实上，传统的自然经济同样不可能完全离开市场交易），主要缘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因此，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研究认为：“自主限关”政策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关”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
对于科技进步，文章也拿出例证：事实上，康熙帝热衷于学习、研究西洋科技，深知其许多地方优于中国；
18世纪后期，清廷已经深悉西方科学技术远超中国。乾隆帝知道英国人“谙悉海道，善于驾驶”，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乾隆帝的皇子也“喜欢询问外国事物，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俱感兴趣”。
“闭关锁国”延缓了西方血腥东扩的步伐
衡量历史是非须置于当时的特定环境，后人不能苛求前人。
客观而言，自主限关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血腥东扩的步伐。
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
在16—18世纪不少西方社会精英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拥有高度政治文明的礼仪之邦，是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对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成为他们阐扬新思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武器。此外，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也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19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改变，既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结果，也是西方政客、文人、学者出于偏见刻意操作的结果。
今人既不能为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歌功颂德，也不能以“闭关锁国”全盘否定明清历史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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