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他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却始终保持平常心；

他仅有高中肄业学历，却自学成才，对经、史、子、集均有研究；

他专著等身，极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被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

他，就是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的钱穆。

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钱穆逝世。

谨以此文，纪念钱穆先生逝世32周年。

 

[b][b]早年求学，转入历史研究[/b][/b]

1895年7月30日，钱穆生于江苏无锡。

7岁时他就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实行新式教学的果育小学读书。当时的体操老师——钱穆的同族钱伯圭，是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钱穆时有教导，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在果育小学4年，钱穆深得众多良师的教诲、指点，既受到了传统国学的熏陶，又得以接触新学，打开视野，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江苏无锡，钱穆故居纪念馆

面对亡国的压力，中国知识分子苦思国家前途。1910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力证中国不会亡。这篇文章激发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也包括15岁的钱穆。

但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完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八十年的历史研究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13岁时，钱穆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成为大历史学家的吕思勉先生，得到了吕先生的欣赏和教诲。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因为家贫，钱穆中学没有毕业，就于1912年到一小学任教，从而开始了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他一直以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为遗憾，所以一直勤奋自学。

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

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年轻时的钱穆

1927年秋季，钱穆33岁，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在无锡三师时的讲义《国学概论》，开始一心一意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

1930年，钱穆凭借震动学术界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由顾颉刚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

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以一人之力，著通史

当时国民政府令各大学要开设“中国通史”为必修课。北大从北平各校分聘各断代史专家来讲这门课。

钱穆批评说，这样人多嘴杂，学术风格、思想多样，不能一气贯通，学生将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他自告奋勇，愿以一人之力独任“中国通史”一课。

 

北大还真就在1933年聘他开了这门课。这门课每年一轮，颇受学生好评，堂堂爆满，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史学家吴相湘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各校南迁。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在同事的力劝下，他决定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

 

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

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终将史学巨著《国史大纲》完成。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后来，钱穆又先后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嘉定的武汉大学、遵义的浙江大学、重庆的中央大学讲学，又撰《史记地名考》、《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可惜《清儒学案》书稿在送返南京印刷的江轮上堕入江中，未留副本。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而钱穆也决意远离大城市，远离政治漩涡和人事纠葛，于是在昆明的五华学院、云南大学待了一段时间，1948年春，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不久即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

最先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经过钱穆和同仁们的努力，获得了数方资助，终于使新亚书院站稳了脚跟，并越办越大，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余英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香港新亚书院资料图片

1963年，新亚书院与另外两所学院合并，根据钱穆的意见，取名“香港中文大学”。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院长的职务。1967年迁居台北。他辞职以后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朱熹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80岁之后，钱穆又写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二书。后者尤其重要，实际上相当于钱穆一生为学、工作、交游的简史和总结，极具史料价值。

84岁双目失明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订，完成最后一本书《晚学盲言》。

1990年，钱穆以96岁高龄在台北逝世。

 

钱穆96岁的一生，蕴含了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与智慧，将东方对当代的珍贵价值告诉了世人。

甚至，他已经活成了中国文化精神本身。

“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他是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时光匆匆，钱穆已离去32载。

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思考，到今天仍在传递和延续；

他关于读书与做人的教诲，严谨治学的风范，仍深深影响着无数后辈；

他那种带着温情和敬意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钱穆先生千古！

 

写史书的人，都是大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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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马上要上禁书榜了，还好去了台湾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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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分享

终归是俗人，三天不操逼，鸡儿硬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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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不说所有人都能耐得住寂寞

幸好去了台湾  不然结局肯定很惨很惨

为什么现在没有大师？

这才是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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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始终会发光

内容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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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分享！

国学大师 是不是就是史 哲 文 通盖的一个称呼？

感谢分享，好贴学习了

支持发帖，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