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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个大厂到另一个大厂”的通道关闭，一大批互联网人正在离开这个行业，当大家开始带着互联网的烙印重新向前奔跑，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
6月初的一个傍晚，阿周离开了他本来愿意为之拼命的公司。三年前，他入职时带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三年后，他离开时，带走了一身病。
“这几年身体损耗的特别严重”，阿周说，过去一年，他重了十几斤，免疫力也在下降，“可能是总熬夜熬的”。进入这家中型互联网公司仅一年，阿周就升了职，第二年继续升职，薪水翻了一倍，他本来以为可以继续有声有色的干下去。
从今年一季度开始，许多互联网公司的情况只能用急转直下来形容，人员优化接踵而至，就连阿里腾讯这些大公司也没能幸免。
更关键的是，被裁掉或者是被协商离开的人中，有许多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元老级员工，一位负责人力业务的高管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他最近发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简历，“今年之前，这些简历从来没有出来流动过。”
社交网络上，一位字节跳动的实习生前一天还在晒复工的大礼包，看得出还是“骄傲”的语气，才没过几天，她的下一条小红书说的却是，“字节…空了”，配图是空荡荡的工位。只需要一个临时会议，一通电话，就有一大片人被告知，要“毕业”了。
还没有离职的酥白无法理解， 互联网怎么内卷成了这个样子？“每一天我都觉得我干不到下班了。”酥白说，“已经随时准备好离开了。”
离开？说的轻松，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去哪儿。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今年很多人选择回归传统行业，或是投身新浪潮，也有受访者表示，“先在家带两年娃，等行业景气了再看”。当大厂人离开大厂后，何处会是他们的容身之所？这可能会是未来两年众多互联网从业者都将面对的人生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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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谁开始卷的
互联网人，正在批量“逃跑”。
入职腾讯五年，Wendy在今年春节之前主动离职，转身投入了金融行业，到一家券商公司做线上业务。Wendy刚走时，互联网行业已有裁员潮迹象，但都没有今年一季度这样迅猛，那时市面上求职和转行的互联网人还不多，“算是躲过了这一轮调整，没有真正被波及。”
在腾讯这么多年，Wendy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据Wendy描述，五年以来，她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前下过班，有时甚至会熬到十一点。“你回家之后就洗洗睡了，第二天早上八九点起床，再加上通勤时间，完全没有个人生活。”
这种程度的工作压力，已经让Wendy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压力大、会焦虑、感觉不到快乐。除了自己，Wendy身边的同事也都有一些躁郁倾向，就连到周末也没有办法疏解，办公室里动不动就有人哭出来。
去年下半年开始，腾讯内部开始传出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可能进行大面积人员缩减的消息。Wendy感觉情况越来越不妙了，干脆趁此机会离开。
有人出于主动求变，有人则是被行业裁员逼退，但逃离互联网，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选择。
今年3月，刘一然正赶上小米裁员，拿到补偿之后，她选择彻底告别互联网行业。在小米工作时，刘一然觉得至少有两年没有过特别清醒的状态，“每天都很晚下班，每天都要开会，周而复始，一直处于恶性循环当中。”
刘一然说，她所在的算是小米内部最卷的部门之一，加班是常态，高压期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家。“小米内部很流行一个说法，说小米员工都是猴，小米公司就是猴山，老板就是猴王，其实就是调侃小米待遇不好还很卷。”刘一然略显无奈的调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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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刘一然一样的还有Alina，她之前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项目总监，因为所在的业务收缩，整个团队都被裁掉了，她也就顺势离开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整个人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据Alina描述，她的直系领导是一个非常卷的人，团队经常加班到十二点，“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得干到凌晨一两点”。2017年刚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时候，因为能够吃到短视频发展的红利，Alina还觉得这种加班是有意义的，但是随着红利消失，“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消耗的状态，消耗自己的身体、消耗陪伴家人的大量时间。”
Alina当时本来想着，趁着互联网人还没有大面积出逃，赶紧出来看看其他行业，结果刚离职就赶上了行业大裁员。休息一段时间后，Alina感觉自己看开了，不再急于求职，“没有合适的就带两年娃再说，前两年互联网赚的钱够撑两年的了。”
加班、内卷、内耗，成为很多人离开前对互联网行业留下的最终印象，这种伤害久久难以治愈，当初Wendy在腾讯时，只要一看见群消息就陷入烦躁，更有采访对象表示，至今无法直视微信出现未读消息，每次看见消息提醒都会一激灵。
“以前使用的办公软件，如果没有及时回消息，就会被加急，App内会不断提醒，还会发短信或者通过机器人打电话来提醒。”来互联网之后，这名采访对象至今不敢错过一条微信消息。
“你说到底是谁开的头呢？”、“互联网怎么卷成了这个样子？”
离开的、还在的、想要离开的，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但答案，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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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多，累够呛阿周说，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不甘心，甚至有某种快感，“互联网，不值得”。刘一然说的更加直白，“反正在互联网真的赚不到钱了”。
许多大厂人曾经抱着年包百万的梦冲进了行业，进来一看，月薪一万，扣掉五险一金和日常开销，每个月花个精光。
大小周取消、期权缩水、上市折戟，过去一年多，互联网人眼见着拿到手的钱一天比一天少。
更何况还有一些年包本来就不高的人，“很多运营、销售，一个月真的攒不下多少钱，等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被解雇，大厂光环，最后留给你的其实什么都没有。”刘一然表示。
Alina倒是吃到了最后一波红利。2017年加入行业做短视频业务，正好赶上短视频爆发，五年时间直接升到了总监级。但是最近一两年来，她明显感觉红利消退，“行业格局稳固以后，投入产出越来越不成正比，不管是职级、收入还是个人能力，成长空间都不大了。”
Alina干脆考虑转行，对于以后的职业规划，她自认明智地划掉了互联网，甚至只会考虑离家10公里以内，朝九晚五有双休的工作。
更多的基层互联网人，可能连尾声的红利都没有吃到，“真正吃到互联网红利的人，可能要往前十年到五年，在上一轮北京房价上涨潮之前。”Wendy对《财经天下》周刊感慨。
其实所谓互联网的光鲜，从来就仅限于少数，多名离开互联网大厂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岗位属于“钱不多，但累够呛”。
“很多像我们这样base不在北京的字节人，其实根本没有想象的光鲜，薪资也不高。”一名前字节员工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前不久她在小红书发布自己离开待了6年的字节，很多人留言“岂不是财富自由，期权拿到飞起”，但是据她描述，自己从来没拿到过任何期权。
不仅是钱，在内耗的过程中，更多对于大厂的美好幻想被打破了。
刘一然全家人都是米粉，一家人买了不少小米的产品，后来她跳槽到小米，父母都以她为荣，觉得她很有出息，她原本也以为，作为理想中的企业，“起码获得的成长一定能超越自己的付出”。
但就是一件小事，彻底打破了刘一然的幻想，也坚定了她离开这个行业的决心。今年春节之前，刘一然的领导找她谈话，现在经营有压力，公司还发了两个月的年终奖，她应该“学会感恩”，这时她才发现，“原来你曾经最向往的企业，也不过如此”。
离开互联网之后，回过头来看，Wendy发现很多年轻人依旧会以进入大厂为荣，会兴高采烈地在社交平台分享“我进入大厂了”这件事，然后以过来人的身份教大家大厂的攻略、面试技巧。
“其实他是以一个成功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喜悦，但我们这些离开的人看完之后心里都会很冷漠，只会感慨又一个人进坑了。”Wendy感慨，从她身边的情况来看，进入大厂才只是考验的第一步，“大厂是不养闲人的，这几年进入大厂之后能发展得好的人凤毛麟角。”
一名互联网人力高管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仅从择业上来说，互联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年轻人还是得选择成长性高的地方，互联网基本没有高成长的领域了，现在尚存想象力的可能只剩下造车、AI等少部分赛道，web3与NFT还有待规范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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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被重估当互联网被追捧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从大厂出来，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薪资、职级等方面的落差。行业大规模裁员和锁HC，更会让一些人开始怀疑自我价值。
从小米离职后，刘一然也看过一些互联网的机会，却发现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找，要么工资特别低，要么岗位非常旧，“同样的岗位和HR信息都快要翻烂了”。
刘一然记得，2018年刚毕业时，市场可比现在要好得多，当时虽然只是以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在找工作，但是互联网大厂能给到的薪资福利反而要比现在更好。
“我真的是觉得当年的环境要比现在好很多。”刘一然十分怀念2018年。
找工作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尤其是想在互联网行业内跳槽。
前述互联网公司的人力高管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今年收到的简历比以往都多，“你会发现，很多大厂真正核心的人都出来了，这些人的简历以前在市场上那都是看不到的。”与此对应的是，该厂商今年的招聘规模也收缩了，“很多岗位都停了，春招也比往年结束要早”。
据该高管提到，他们在招的“行政助理”岗，以前学历稍好的基本都不会考虑，但是今年投递的人还挺多，“就连海归的同学也愿意来聊。”
互联网就业行情艰难，一度让刘一然感觉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大概只能去当服务员”，刚毕业四年的她，现在不过26岁，距离传说中的35岁门槛还有将近十年。
“三十多岁的女性，如果没有进入体制内的话，还能找什么工作呢？我也不会收拾家务，不能当月嫂，去当柜姐的话，人家可能还会嫌我不够年轻。”刘一然对《财经天下》周刊分析。说这话的她，学历并不差，是一所还不错的一本院校毕业生。
在刘一然看来，这一代互联网人，如果错过了35岁之前考公的窗口期，又没能混到一定的职级，“真的会找不着工作。”甚至有不少互联网行业的人会调侃，35岁以后只能去美团、滴滴和阿里上班，言外之意是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和送快递。
刚想离开互联网的时候，Wendy也一直在考虑回归传统行业，但是出来看一圈发现，传统行业能够提供的岗位非常少，而且很多偏制造业的岗位待遇都不高。从互联网行业出来的人，习惯了高薪、高福利，往往难以接受传统行业的薪资。
但是当阔别互联网后，来钱的方向变了，有人掐指一算，不亏。
刘一然最终选择投身自己一直关注的Web3 浪潮，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是去年以来最火热的创业赛道。如今她在家接一些NFT和web3的项目，收入反而比之前在互联网行业更高，尽管这个行业目前还存在着不少灰色地带，但是最起码能攒钱。
Wendy则选择了和互联网薪资接近的金融行业，进入一家规模中等的券商，月薪相比腾讯稍有下降，但是算上年终奖反而有所上升，而且压力小了很多。
“所有的行业和公司都有盈利和亏损，但是金融和银行基本都是盈利的，在大环境里属于兜底的角色，无非就是行情好坏赚多赚少罢了。”Wendy如此解读自己的职业选择。
互联网的蛋糕已经难以做大，但是据多名采访对象表示，互联网的作用，在很多行业依旧很显著。
之前在抖音做运营的王璇，原本觉得互联网行业早就没有多少深奥的东西，“行业已经进入饱和阶段”，但是今年1月从字节离职后，她接触了很多传统行业的老板，发现很多实体行业还处于线上化的初级阶段，对互联网人才的需求很大。
最终王璇进了一家传统企业做数字化营销工作，这家公司之前的线上广告投放模式都很原始，费用效率也较低，而她此前在抖音积累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此时正有用武之地。
虽然离开了大厂，但是互联网带给大家的不仅是痛苦的记忆，这个行业赋予的能力依旧在发挥余热。“内卷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很多人即使在大厂什么成果都没卷出来，但是这种能从早干到晚的能力，出来就能赢了大部分人。”王璇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Alina在进入互联网之前，曾经有过六年的传统行业经验，但是在她看来，进入互联网的这五年时间，才是自己成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同样是工作五年，我在互联网的五年成长速度可能是其他行业的2-3倍，尤其是在增长红利期，不管是对业务的思考、职级晋升还是管理能力，都是在迅速上升的。”
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之后，当这些“前互联网人”开始带着互联网的烙印重新向前奔跑，发现很事情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用一句过时的话来说，“所有行业都值得用互联网再做一遍”。
“互联网始终还是最前沿的行业之一，只要在这个行业就对你的能力有一个基础保证，但是一旦换了行业，你的能力是否还能增长，或者只能作为一个输出者的角色，这都是未知的。”Wendy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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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真香？逃离互联网后，不同的采访对象选择不一，但有多名受访者表示，他们如今才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
加入现在的公司之后，Wendy终于开始拥有个人生活，她现在每天晚上七点左右就能下班，回家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安排。转行一百天后，她在自己的小红书写道：“晚饭后的晚风如此舒服，竟然如今才感受。”
Alina从上家公司离职后，去南方玩了一圈，终于不用再操心工作，她现在生活的节奏就是度假、看书、运动，以及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带娃”。当初孩子出生的时候，Alina还在互联网公司大量加班，如今孩子正处于要上幼儿园的关键启蒙期，她不希望再因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而缺位。
而刘一然自从开始做自己的项目以后，现在每天可以睡10个小时，精气神变好了很多，不用再忍受大量加班。因为现在是在家办公，刘一然还给自己配了人体工学椅和人体工学桌，办公质量也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自己选择每天干多少活儿，而且可以减少很多内耗，开会十分钟能解决的事，不会再延长到30分钟。”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离开家乡前往一线城市，进入互联网大厂，已经不再是一个足够光鲜体面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家境还不错的二三线城市人群来说，反而可能得不偿失。
家在天津的维维，在北京漂泊了三年之后，终于在去年年底选择离开北京，也离开互联网。“我在北京如果能够过得很幸福，或者能够赚很多钱，那我可以留下，但事实却是每天加班，生活压抑，收入也不高。”
维维简单计算了一下，就算自己在北京奋斗十年，可能生活水平还赶不上现在在天津的水平，而且依旧“买不起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牺牲掉的东西却是实实在在的，例如和家人的团聚、居住条件、通勤条件。
“大厂之所以叫大厂是有原因的，现在普通人本科毕业去大厂当个运营，和几十年前中专毕业去化工厂当个工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从社会横向去对比，甚至可能还不如当年化工厂的工人。”维维如此吐槽。
在维维看来，大厂的本质，其实是将人过度的工具化了，而且这种工具化的特征非常细分，导致人的价值被极大限制。维维有一个做算法策略的同学，本科毕业于中科大，后来到哥伦比亚留学，“属于我们这些人里面最优秀的那一批，从小就拿各种物理竞赛数学竞赛一等奖”，但依旧被框在了岗位里。
“这个同学是在一个很细分的岗位，即使是互联网大厂，也只有部分企业有这个岗位，最近他想要往数据分析方向靠，结果发现根本不行。”维维感慨。他觉得现在互联网这种细分化和螺丝钉化的岗位限制，其实是把人彻底“流水线化”了，甚至比工厂的流水线划分还要彻底和严苛。
在维维看来，过去十几年，互联网的价值被神话了，如今正在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如果把幸存者偏差、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以及随着而来的压力、焦虑、对身体的消耗等因素都考虑进来，去大厂和回家考个公务员，最终实现的收益可能是差不多的，“在当前的行业形势下，可能还不如考公。”
在大厂工作的时候，许多人一日三餐都在公司进行，把工作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打包给了公司，唯一拥有的个人时间可能就是周末——许多公司可能还是大小周。即使是周末，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很多受访者表示，周末至少有一天只想睡觉，真正能有生活安排的其实只有一天。
“在北京的时候生活里基本就只有工作，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围绕工作展开，把自己的价值观也朝着单一的方向带，快乐就屈指可数。”维维说。
回到天津之后，维维基本上都是7点下班，和家里人吃饭，周末陪父亲去钓鱼，平时和同学可以随时约饭。“正好应了今年天津高考的题目，寻常烟火是美景，就是家人团座、灯火可亲的感觉。”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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