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6位被拐卖女性的人生
by 果壳
在中国，人口拐卖常常是跨省流动的。妇女和儿童，被从西贩运至东，从比较贫困闭塞的省份，拐卖到相对富裕发达的省份。具体来说， 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新疆是主要流出地。 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广东则是主要流入地。2004年，来自多个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者们组成了一个“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被拐卖或拐骗者流入地个案研究”项目组。研究者们去了华东的五个“买方省份”——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面对面访谈了许多位被拐卖的女性。在江苏接受访谈的，正是六位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 。
为什么是徐州?
江苏是国内富省，比起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徐州被比成了“欠发达地区”。这意味着徐州及其下属县城和农村，对周边人口的吸引力不够；徐州又是南北的交通枢纽。二者叠加在一起，使得徐州成为了“云南女性被拐卖骗婚”的典型地区。1985年以后，许多云南籍女性被拐卖到徐州， 1988年~1990年是高峰期，单单一年里被拐到徐州的婚姻迁入女性就有2000~3000人。
不仅如此，1993年以后，甚至出现了“ 人带人”的现象。为了利益，一些先期到徐州的女性开始介绍家乡的女性（包括14岁~18岁之间的大龄女童）过来。 一些此前被拐卖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老乡卖老乡”也是徐州某些村庄有着许多云南籍女性的原因。然而，许多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人生已经永远被改变。
徐州的6位女性流入的家庭，有4个属于贫困家庭，因为家穷娶不到当地媳妇，而买/娶一个外地媳妇，成本要低得多。
A的丈夫年龄过大，比她大16岁，结婚时33岁，在当地这个年龄基本娶妻无望，“后来请人算命，算命的说他错过机会了，在本地找不到了，要找个外地人做媳妇，这样可以冲喜”。
B流入了贫困家庭，“ 一月不吃一瓶油，一年不吃一回肉”，不仅如此，由于在村里是小姓，家族人少势弱，也常常受到欺负，“现在这么穷，村里有扶贫款，就是不给。”
C流入了贫困家庭，“当时婆婆常年生病，经济条件也不好，在当地找对象有困难。”而且家里也是小姓，“赵姓的势力比较小，办起事不如姓李的（村里大姓）那么顺”。
D丈夫当时已经42岁，（D仅16岁），父母已故，连“买妻子”的钱也没有，是 在路上强“拉”妻子回家的。
E流入的家庭则更加复杂， 丈夫身材矮小，长相丑陋，不受父母喜爱，也得不到多少父母的庇护。不止如此，丈夫的二哥因为在分家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经常借酒发疯，甚至暴打家里人，E就多次遭受二哥的拳脚暴力。
F的丈夫家庭贫困，而且男方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部残疾，难以自理，不能做农活，只做点缝纫活，但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
六个人是怎样被拐卖的？
相对来说“自愿被拐”的是C。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同意嫁给来云南的丈夫的。C丈夫来云南走亲戚，遇见了C。 当时C听丈夫说， 徐州这边“不用砍柴烧，不用背，不用挑，是平原，什么都用机械化”。C觉得比自己在云南的生活好很多，就跟家里说想出去，不想在山沟沟里过一辈子。到了徐州后，C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也发现很多情况不太符合，比如拖拉机都是别人家的，但她安慰自己，“是平原不假，也不用挑，不用背，开始的时候也不用我干活……”
如果说C还是部分知情，那么ABDEF则全是 非自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拐卖的 。
A和B是被熟人或亲戚骗出去后被卖的。A的熟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能找活干”的人。她并不认识那个人，但出于对熟人的信任，而且希望干轻松、挣钱多的活，就跟着那人走了。B是一个有亲戚关系的“小大姐”说要带她去县城玩，她上了车，那个“小大姐”却偷偷下了车。车上的男人是人贩子。
E和F是去找工作，被伪装成劳务中介的人贩子骗去卖掉的。E跟着姐姐去昆明玩，姐姐出去做生意，让她在旅社里等， 她上劳务市场找活干，碰到几个人说有大生意，让她跟着走，她跟着上了火车，发现去的不是之前告诉她的地方，但已经上了火车，下不了了。F赶集时遇到两个本地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汪， 说可以带她出去打工，她跟着这两人走，就被卖掉了。
D的遭遇可能是最惨的那种， 在村里被亲戚下药，强行拐卖。姑奶奶的侄女给D下了麻醉药，她昏昏沉沉了三天，醒过来已经被带到了徐州火车站。和她一起被带出去的还有她姑奶奶，她姑，都被卖掉了。她趁人贩子没注意逃了出来，却走投无路，不识字，身上没钱，也听不懂当地的话，又遇到现任丈夫，被他硬拖回家。
研究发现， 被拐卖的女性往往有个共同点——生存于多重困境中 。她们家乡偏远闭塞，这是地理困境；家庭穷困，这是经济困境；家里缺少温暖关爱，这是情感关系困境；身为女性，更早地辍学，更早地承担家庭重任，成为童佣、童农，这是性别困境。
A父母早早亡故，A只上了半年学就辍学，帮哥哥家干农活、带小孩、做家务，“二哥家有三个小孩，跟我差不多大，小时候就帮着带小孩……在家帮他们干活，没法上学”。
D没上过学，想上，但爸爸在外工作，她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要带，父母就让她辍学做家务，“父母叫我不要上了， 七八岁就在家放牛，12岁洗衣服、带弟妹……”
E记得，自己家乡“不太好， 有饭吃就不错了，钱么，就不要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钱花的”。
F母亲改嫁给继父，她和哥哥都被迫辍学，在家里做家务，而继父的孩子都去上学，“家里有一群羊叫我去放，他的娃子都上学了，我们都没有上学去。不愿意去，就打我。每天背一个大筐，里面放几个京果（饭团），一点榨菜，极辛苦。（痛哭）”
她们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家里的资产继承权和事务掌控权。她们唯一可说得上拥有的，是一部分自身的择偶权和外出打工权。被拐卖的女性，常常属于“大龄女童”，14岁以上，不满18岁，她们尽管生理上已经成熟到可以“售卖”，但心理上则依然处于易被控制恐吓的童稚状态。另外， 许多被拐卖的女性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长大，熟人社会的规则、经验、能力，都与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截然不同。 她们不识字，语言不通，常常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既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能向谁求助。
A回忆，“ 我又不识字，年纪又小，跟着出来了，一路上转来转去的，就不知道到了哪里了……（知道自己被卖后）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又不识字，年龄又小，走，也不知道往哪儿走，搁在那就搁在那了。我真的什么也不会想了，听天由命。”
B说，“我不认识他（人贩子）。我不识字，身上没有钱。当时不懂报案，想跑也不懂怎么跑，当时也没心眼儿，不像现在。”B当时决意不吃不喝，紧跟着拐卖者，她以为拐卖者总要回家乡，这样自己就能跟回去。
被下药拐卖到江苏徐州的D， 此前压根连“江苏”这个省都没听说过，一点都不了解，她当时处于陌生之地， 身上没钱，不识字，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自己也听不懂，实在是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她努力自救，劝人贩子说，“你们把我带出来了，再把我送回家，我父母亲有钱，我就说自己到这儿来玩的，不说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卖的……”遇到买主她也表明自己要跑，“一天来一个人，来交了钱，来带我，我说，我不待在这儿，我要回云南去……后来人家就不要我了。”
人贩子和收买者的控制手段包括两大类，一是精神控制，欺骗、恐吓；二是身体控制，限制行动自由，甚至使用暴力。人贩子和收买者常常会先把女性骗到收买家庭，再威胁被拐卖女性，如果不听话或者反抗，就把她转卖到更恶劣的境况中去——更穷的地方，更穷的家庭，更丑更恶的买主，更凶狠暴力的家庭……这是非常可能实现的威胁，许多被拐卖女性也的确被吓住了。
A说，“听别人说，要跑被逮住，就用强。 有人逃跑，扒了衣服就打。很害怕，就不想跑。”“老婆婆（买主母亲）说了，你要是到一个不好的人家，打你，强迫你，你不是还得受了？我想想也是，打到你身上，那不好受，心里怪害怕的”。
B是被欺骗，糊里糊涂地自己去了收买人家。人贩子在徐州下车后，骗她说是去走亲戚，“亲戚家”其实就是收买家庭。B男方的三嫂其实也是被“骗”过来的。
E被同样的手段欺骗。“他们（人贩子）找到买主来看，我就闹，后来他们想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就跟买主说好，骗我说是他们的亲戚，带我去玩几天，结果就被卖到这户人家了。”
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规范，比如贞操观、 母爱观，也束缚了被拐卖女性 。访谈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拐卖女性是在与收买者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有时是强奸）后，开始“认命”的，孩子出生后更是加深了她们的“认命”。收买人及其家庭羁绊被拐卖妇女的两大方法，就是快速成婚与生育，即民谚所谓的“生米煮成熟饭”。
跑过多次的D说，“不让我出去，怕我跑掉”“后来有小孩了， 我走了就没人管小孩儿了，（我）就不想出去了”。
E也逃过多次，有时候是被抓回，有时候是不认路。E有很多次逃跑是因为被丈夫的二哥殴打，有一次大年初二下大雪，她被打昏死，摔在石头上，“那次，他哥哥又打我，我昏过去两次吧，后来醒过来了。他们都叫醒我说‘你还想跑吧？’那次（我）又跑了。后来晚上，他家又带来了好多人追到我，”“上一年出去打工，都被他们弄回来了。 我到上海打工，就被他哥哥嫂子给弄回来了。”
被下药拐卖的D，反抗得是最剧烈的。她后来觉得那段经历耻辱，在访谈里也略过不提。但接受访谈的村支书却告诉了研究者， D被现任丈夫强带回家后，死活不干，装疯卖傻，大小便都在床上，她丈夫一直在“感化”她，一年后有了小孩，她就“好”了。
F说，（自己被买）“村干部才不管你（这）事儿，当地人向着当地人，他才不管你的事儿，哪个管你？ 我说我算是幸运的，还有死的呢，被逼死的。”
她们不是不想走，只是无路可走。拐卖人口，就是当代的奴隶制。被拐卖者也许在长久的绝望里“自愿接受了现实”，也许遇到了比较“温和”的奴隶主。 但有件事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年代，人不应为奴，人不应在暴力或威胁下被迫劳动、性交、生育，人不应被视为可买卖的财产，人不应被推入一种无法逃脱的被剥削的境地。而出于幸运没有落入枷锁的人，不应对当代的奴隶制视而不见。不要忘记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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