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2日，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战争爆发，就在此前的1979年，中国已经明确了武器装备对外出口的基本原则。凭借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以及强大的生产、改进能力，中国军工产业在整个80年代，获得了来自伊拉克、伊朗等国家的大量订单。在国内经济尚未腾飞的那个时期，通过出口武器装备收获了上百亿美元，书写了中国军工武器装备出口史上的一段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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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80年代出口的坦克早在1979年，埃及就找上门来，希望能获得一批歼-7战斗机，但埃及始料未及的是，当时我国已经放弃军事援助的行事方针，转而变成了军事出口的模式。由于当时埃及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大量由苏联提供的先进战斗机，因得不到妥善维护失去战斗力，而埃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接触才刚刚起步，获得先进武器还需要时日。因此，在仔细考虑之后，埃及最终以2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60架歼-7A战斗机，虽然交易规模和金额都不算巨大，但其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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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装备的歼-7机群首先，我国在此之前提供战斗机是以军援为主，这次向埃及出口60架歼-7A，采购、费用支付、维护升级等一整套流程，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经验，也坚定了军工系统出口武器的信心。其次，像战斗机这种大型武器装备的交易，国际买家往往会比较谨慎，毕竟事关关键军事能力，可能影响到一国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引进歼-7A，无疑是给歼-7的作战性能，及中国航空工业的制造、交付、维护水平做了背书，为其他国家购买歼-7带来了信心。最后，埃及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与伊拉克、约旦、伊朗等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密，奠定了日后中国向中东国家大量出口武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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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7M战斗机事实上，约旦在不久之后的1981年就找上门来，希望能获得80架歼-7战斗机。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这80架歼-7由20架歼-7B和60架歼-7M组成，其中歼-7B性能略差一些，但胜在改动较少，技术成熟可以快速交付。而歼-7M则原本是在歼-7基础上，搭载大量英国航电设备衍生的较先进型号，只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汇较少才一度放弃发展，最终在机缘巧合之下，变成向约旦交付的歼-7M。在约旦出面购买80架歼-7的背后，是由沙特提供购买资金，战斗机最终交付伊拉克空军使用，这种模式也奠定了我国之后，与伊拉克、伊朗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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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7生产车间在确定了80架歼-7战斗机的交易之后，伊拉克也醒悟过来，意识到在当时除了美国、苏联、法国、英国等主要大国之外，中国也有比较完善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在之前数十年国际局势的影响下，军工产业的发展比较完备，能提供包括自动步枪、机枪、火炮、坦克，甚至反舰导弹、战斗机、轰炸机等，伊拉克几乎所有需要的装备。因此，以购进80架歼-7为起点，伊拉克按照自身需求，掀起了大量采购中国武器装备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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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多种武器都有中国装备的影子从1981年开始，伊拉克先后购买了近3100辆各型坦克，其中以69式衍生而来的69II型坦克为主，并由国内生产厂家根据用户需求，先后推出了数量繁多的各种子型号。并且在之后较短的时间里，就将生产出的坦克交付伊拉克，展示出了强大的改进、交付能力，让伊拉克非常满意。而除了主战坦克之外，伊拉克还通过种种方式，引进了包括59-1式130毫米加农炮、67-2式机枪、56式半自动步枪等轻重武器。由于两伊战争早期战况激烈，伊拉克采购的武器数量非常可观，并且获得了不少阿拉伯国家的资金支持，货款支付得也很痛快，总的来说，双方合作得比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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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然在服役的59-1式130毫米加农炮当伊拉克在获得这些武器，并应用实战之后，伊朗很快意识到伊拉克有了新的装备来源，并通过战场缴获及侦查等手段，发现这些武器的来源是中国。因此，伊朗尝试接触之后，也通过第三国中转的方式，从中国购买了包括63式装甲车、63式107毫米火箭炮、59-1式130毫米加农炮等武器装备。甚至还在1988年引进了30架歼-7N战斗机，只是由于歼-7N最终交付是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才没有出现两国歼-7在波斯湾上空搏杀的情况。当然，伊朗获得的最知名武器，还当属海鹰-2反舰导弹（又被称为蚕式反舰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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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交付的歼-7N机群当时的伊朗和伊拉克，都对进出波斯湾的油轮进行封锁，而油轮一般来说体积巨大，并且航速较慢，也不像军舰那样有较强的软、硬防御系统，很容易被海鹰-2这种战斗部较大（约500千克）的导弹重创。再加上海鹰-2的价格较低，用于攻击油轮性价比较高，因此在当时名声大噪。当然，从伊朗的攻击实例来看，由于油轮本身体积巨大，且往往有大量空舱，即使是威力较大的海鹰-2反舰导弹，实际上也往往只是将油轮击伤搁浅，而不能将其击沉，但对于伊朗来说，这个效果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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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鹰-2反舰导弹相比之下，伊拉克则是从中国购买了4架轰-6D轰炸机，携带战斗部同样不小的鹰击-6反舰导弹用于攻击油轮，这实际上也是国内刚刚完成研发的新型空中反舰组合。从伊拉克的实战经验来看，轰-6D加鹰击-6的配合，比伊朗海鹰-2岸舰导弹的模式更加灵活，对油轮的威慑更高，就是成本略有上涨，但这套组合攻击军用舰艇则难度较大。总的来说，凭借较大的战斗部、较低的成本，无论是鹰击-6还是海鹰-2，在攻击油轮的行动中表现都还不错。但如果仅仅认为中国军工的成功出口，是由于价格低廉，那显然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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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购买了4架轰-6D事实上，当时除美国与苏联存在一定顾虑，没有公开向参战国大量供应先进武器之外，法国也向伊拉克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幻影战斗机和“飞鱼”反舰导弹，及一系列武器装备，并且表现相当不错。而伊拉克之所以在获得法制先进武器之后，又引进歼-7、轰-6D、69II等中国武器，是因为当时的两伊战争，是一场长时间消耗战。以先进装备为核心，辅以数量众多，但成本偏低，却仍然符合基本需求的量产装备，从经济上来说显然更加实惠，也是保证快速扩充军队规模、快速形成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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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到伊拉克的坦克事实上，当时世界上能提供武器，或者说较为廉价武器的国家很多，但伊拉克与伊朗之所以不约而同从中国购买大量武器装备，是因为中国军工产业有着较强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能够以符合买家需求的方式迅速改造，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提供相关装备，以满足买家的迫切需求。这是其他许多国家所不能达到的，这也是在表面的廉价背后，中国武器装备能获得两个国家青睐的重要原因。当然，西方当时的先进武器性能虽然先进，但培训时间过长，而中国制造的武器则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更加适合伊拉克、伊朗国情和战事需求，也是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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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备在中东的存量依然不小当然，在伊拉克和伊朗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沙特，以35亿美元购买东风-3弹道导弹的交易。从目前看，这份交易除了大体金额、交易时间及交易国家之外，详细信息并未全面对外公开，外界对其具体交易内容也是以猜测居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份高达35亿美元的交易，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对当时非常缺乏外汇的中国而言，有着堪称雨后甘霖的效果。沙特之所以选择从中国引进东风-3，除了当时很难从其他国家获得类似先进武器之外，在此前为伊拉克采购装备提供资金时，对中国武器性能的认可，也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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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东风-3弹道导弹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从1981年到1989年的8年间，中国军工产业每年对外出口额，从来没有低过12亿美元，在最巅峰的1986和1987年，甚至达到了22亿美元和24亿美元的高峰。因此，粗略估算1981年到1989年这8年间，中国军工出口总额大致在130美元左右。当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向伊拉克、伊朗、沙特等国家出口的收入。比如说在1983年，国内还向出口了2艘053HE型护卫舰（053H出口型），在1987年、1988年向巴基斯坦出口了共60架歼-7战斗机，1988年向泰国出口50辆69II坦克等，都带来了相应收入。但即使是粗略估算的约130亿美元出口额，也并非全部是国内的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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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歼-7由于当时国内的装备水平，尤其是电子设备的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在出口武器装备时，往往需要根据买家的要求，引进一定数量的先进电子设备。比如说，在歼-7M系列战斗机出口时，往往就需要搭载来自英国的航电设备，以满足买家对性能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国内出口歼-7M获得的收益中，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被英国分走。举个例子，俄罗斯当年向印度提供苏-30MKI战斗机时，由于俄罗斯自产的航电设备，不能满足印度空军需求，因此按照印度要求搭载了法国航电设备。表面上看起来占比并不高，但法国企业却凭借这些航电设备，从每一架苏-30MKI战斗机的出口中，分走了400到500万美元的利润，约等于苏-30MKI总价格的10%，而这还是在不包括雷达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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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30MKI搭载的是法制航电相比之下，国内歼-7战斗机出口时，所应用的先进航电设备比例更高，在护卫舰、坦克等装备出口时，同样应用了一定数量的西方设备。因此，在1981年到1989年的约130亿美元出口额，大概有20到30亿美元实际上被其他国家拿走。也就是说，国内实际赚到的大概在100到110亿美元左右。从当时的经济形势来说，这仍然是一笔雪中送炭的关键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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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泰国的“昭披耶”级搭载大量西方设备时过境迁，国内在两伊战争期间出口武器的做法公开之后，也带来了一些非议和指责。对于那些对中国“道德绑架”的观点，只能说是太天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自身发展境遇下，国内并没有“怜悯”其他国家的资格。更何况相比于伊拉克、伊朗在8年战争中，付出的6000多亿美元损失，国内获得的100亿美元收益，只是很小的份额，比起某些国家提供的价值更高，甚至是一些有特殊性质的装备，更是有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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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产装备性能并不算很好对中国军工产业来说，在整个80年代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的结果，除了为自身发展带来大量资金之外，还获得了之前国内自循环生产武器装备时，无法得到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并不仅仅是说，像成飞在出口歼-7系列战斗机时，通过与参战国交流所获得的武器发展经验。还使得国内对国际武器装备交易模式中，常见的问题、容易出现的陷阱，都有了大体了解，避免了后续可能遭遇的损失。举个例子，在90年代中期，俄罗斯曾向中国推荐过苏-30战斗机，并表示苏-30战斗机的技术“已基本完成研发，只需少量资金就可以达到成熟状态”。然而，中航工业通过之前将濒临失败的歼-7IIA，转变成歼-7M对外出口的过程，对俄罗斯这套说辞背后所隐藏的风险，了解得一清二楚，最后婉拒了俄罗斯提出的这项合作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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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宁愿选择更加成熟的苏-27SK俄罗斯事后将这个表面异常顺利，实则充满风险的方案，融入到苏-30改进中，最终造就了令印度痛不欲生、每每提及都咬牙切齿的苏-30MKI合作项目。此后，中国虽然由于局势变化，又与俄罗斯合作开发了苏-30MKK，但摒弃了苏-30MKI项目中的矢量喷管、无源相控阵雷达等中看不中用的子系统。中方要求在苏-30的机体上，尽量加强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在使得苏-30MKK的多用途作战能力成为苏-27家族中的佼佼者，即便与苏-30MKK同期发展的苏-30MKI，其成本、使用效果和形成战斗力时间，都远不如中国采购的苏-30M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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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30MKK早期表现比苏-30MKI强太多此外，在80年代与其他国家合作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也一直影响至今。比如，中国与巴基斯坦在80年代中期开展的“佩刀II”项目，后来就经过种种演化，变成如今的大名鼎鼎的“枭龙”战斗机项目。中国与巴基斯坦在80年代末期开展的“哈立德”主战坦克的联合研制，在当时被称为MBT-2000，后来经过调整之后被称为VT-1，开创了日后VT-1/2/3/4/5系列主战坦克，并多次成功对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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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VT-4已出口多个国家应该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军工产业得到的国家资源受政策影响大幅萎缩，就在发展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相关军工企业凭借适宜的技术和敏锐的反应，抓住了两伊战争的机遇，渡过了那一段艰难时期，保住了中国军工产业的元气。以此为基础，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攻坚，国内军工产业终于在2010年前后开启了各领域先进装备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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