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坚果（译者注：又名巴西栗）是一种奇妙的植物：它的树干可以长到150多英尺高（译者注：约46米）——即使按照亚马逊河流域的标准也算得上是林中巨人，而且它能活上千年。
巨型蜜蜂为巴西坚果饱满的黄色花朵授粉。而垒球般大小（译者注：垒球圆周长30厘米左右，比棒球大一点）的果实的成熟时间要比人类胎儿的发育时间还要长。每一个木质外壳的果实内都含有几十颗椭圆形的种子，待它们成熟、加工后，便可摇身一变成为混合坚果罐里嘎嘣脆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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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坚果树 （图源：wikipedia）
为长出一棵新树，巴西坚果的种子需要像刺豚鼠（译者注：一种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的穴居啮齿动物）这类啮齿动物的帮助。刺豚鼠耳、尾皆短，腿细长，是豚鼠的“大长腿”亲戚。它们能咬开坚果的硬壳，大快朵颐之后再把吃剩的种子埋在土里，就像松鼠无心插柳般种下橡树种子一样。
不过，仅凭啮齿动物可能无法解释巴西坚果为何成了亚马逊河流域最常见的树木之一。对此，人类可能也有帮助：人类活动可能传播并培育了巴西坚果、可可树和可食用棕榈等一些植物。他们可能传播了这些种子并砍伐掉它们在森林中的竞争对手，这也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有用的物种在亚马逊森林中占有主导地位[1]。
这一历史为该地区的许多土著居民熟知，他们今天仍在进行类似的活动。然而，西方科学家和一些作家却经常忽视这一点，他们将亚马逊视为一片人类仅能在此勉强维持生计的野生丛林。卡罗琳娜·利维斯是来自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位于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历史生态学家，平时工作中与森林居民往来密切。她表示，直到最近，森林之外的人们才认识到人与森林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无法将人与亚马逊森林这一组合体分开。”
实际上，她和其他的一些生态学家如今把亚马逊河流域的许多地区都归为人工驯化林（译者注：通过人工种植、培育和养护形成的森林资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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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亚马逊地区的村庄和考古遗址附近记录了大量有用的植物物种（如巴西坚果和可可树），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帮助塑造了森林如今的面貌。
这只是科学家们如何重新思考“人类在塑造地球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的一个例子——人类的影响是最近才出现还是自古以来就普遍如此。根据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最近的一项研究[3]，人们已经在地球约四分之三的陆地上居住了至少12,000年，而且所到之处皆留有印记。
甚至大多数被认为是“自然”的景观实际上也有着悠久的人类使用史，而真正原始的生态系统数千年以来都十分罕见。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妮可·博伊文是该研究的合著者，她说，“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可谓无处不在，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方文化历来把人与自然之间划清界限。而“人类无处不在”这一与许多乡土知识相一致的发现，对于在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既颇具启发性，同时又令人迷惑。这一发现与“人类影响极其有害”的观点相冲，因为它经常出现在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破坏的阴霾之下，并迫使我们去面对一个更复杂的现实。“当你意识到这些时，会突然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一切”，博伊文说。
但是，人类对于生态干预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少考虑自然、多考虑人类自身？
01 早期人类的影响
如果你问埃勒·埃利斯人们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哪些误解，他会告诉你这始于一个谣言——“人可以不干预自然”。
埃利斯是马里兰大学的环境科学家和地理学家，他领导了新的PNAS研究并撰写了人类的土地利用史，发表在2021年的《环境与资源年鉴》上[4]。
大约30万年前，智人由已经学会制造工具和用火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他们掌握了这些技能并将其传播至世界各地。在许多地方，人们焚烧森林等景观以改善狩猎场或增加偏好的植物数量，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改变了森林和绿地间的平衡。
不仅如此，人类在这个生态中成为所向披靡的狩猎者，即使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也无法抵御这一强大的直立行走的猎人。大约50,000年到7,000年前，世界上大多数巨型动物都灭绝了，其中包括曾在澳大利亚漫游的重达半吨的雷鸟和原产于南美洲的巨型地懒（又被称为 Megatherium 或 Great Beast）。
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人类在许多物种灭绝的过程中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这意味着我们将卷入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环境变化[6]，而这一变化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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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改变其他物种，既有裨益，又有折损。
一些大型食草动物（比如大象和它已经灭绝的同类）会撞倒树木并啃食幼苗，以此开拓广阔的栖息地；它们啃食草地，减少了野火烧不尽的的可燃草料；它们吃水果和坚果，并在大便时将种子散播到各地。而大型食肉动物也会通过捕食食草动物，通过让它们不断地移动来影响生态系统。
现在看来，这些大型动物的消失颠覆了古老的景观，扩展了森林面积，并增加了某些地方火灾发生的频率。《环境与资源年鉴》上发表的一篇综述称[7]，随着深色树木取代浅色植被，这可能会影响水循环、碳循环甚至地球的颜色 。这些动物的灭绝还随即导致了无数以之为食的寄生虫、食腐动物及蜣螂的灭绝[8]。
这仅仅只是开始——人类导致了许多其他物种的灭绝，并推动了那些幸存物种的进化转变。研究表明，数千年来，来自人类的捕捞压力导致了咸水螺、沙漠龟和喜马拉雅莲花等物种的体积缩小[9]。（人类诱导进化的现代例子还包括不会吸引象牙偷猎者的无牙象和可以更好避开汽车的短翅燕。）
但人类给生态带来的也不只是坏处，其他一些物种（如巴西坚果）也受益于人类的干预和迁移。20,000多年前，人们将新原产于新几内亚的灰袋貂引入了太平洋各岛屿；不久前，又将椰子树带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使得它们在岛上随处可见[10]。随着农业的兴起，人类又为了开发农场而砍伐森林，并由此衍生出了全新的农作物、草类、牲畜和害虫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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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椰子的遗传分析表明，数千年前人们开始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图示星标处）种植椰子树，并将其传播到印度洋和太平洋。
随着物种的繁殖和多样化发展，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出现于草原和森林之间的由小聚落和耕地组成的错落景观中。这种“马赛克式”的生态布局为多种植物和动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今天，工业化背景下的农业和林业构建出景观往往正相反——往往构建出的大而统一的景观。）
这些奇怪的新生态系统成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nature），包括一些地球上生物环境的“瑰宝”：东南亚森林[11]、非洲大草原和亚马逊森林[12]。根据PNAS的研究，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的地方中[13]，有四分之三已被人类使用了至少10,000年，而且许多地方至今仍是当地土著及周边人民的家园。这表明这些景观存在的部分原因是人类活动，而不是尽管有人类影响还存在。
这也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不能主要用“无人踏足”的原始之地被破坏来解释（尽管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荒地仍然需要保护）。相反，埃利斯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是人类用一些新奇强烈并极具破坏性的方式来对待地球的结果。
02 “原始自然”的神话
到目前为止，有大量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广泛的人类影响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很久。但博伊文表示，这些影响仍在加深。例如，在生态学领域，人们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革命——从认为人类活动改变的景观“不合标准”到认为它们也值得研究和保护，“这也正是人们在着手处理的问题。”
人类改造地球的悠久历史也使得研究现代环境影响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站在历史角度看，当西方研究人员第一次遇到生态系统问题时，他们通常认为当时的生态系统仍处于原始状态。然后，他们把自己对生态系统的初印象作为衡量近期变化的基准。但一些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一项发表在《 科学》上的对花粉记录的新评估[14]）说明了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
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植被格局的加速变化始于大约4000年前，这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对此，研究合著者、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全球变化生态学家苏塞特·弗兰图亚表示，这意味着研究现代变化的生态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影响的最初印记，而只是最新的印记。“他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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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激光测绘技术等先进手段，研究人员发现了许多以前未知的考古遗址（包括图示中亚马逊西南部的“土墩村庄”），这使得他们大幅提升了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有多少原始人口”的估计数量。
这种背景对于气候变化等问题而言十分重要。例如，在亚马逊河流域，一些研究人员警告说[15]，此前的研究可能高估了森林对二氧化碳这一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森林可能还在继续应对因欧洲疾病和殖民压迫而导致的土著人口骤减。研究人员引用了北极地区所面临的类似担忧[16]：目前尚不清楚当地植被覆盖的持续变化是否完全出于全球气候变暖，还是源于过去人类活动（如狩猎、放牧驯鹿和焚烧草木等）。
人类漫长的环境改造历史更会让人怀疑我们现在到底是否生活在人类世[17]。人类世是一个因人类影响而获名的新地质时代，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一时期，那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其始于20世纪中期[18]，当时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压倒性优势盖过了自然作用（好比“冰山一角”的隐喻）。但也有人说，人类世也应将自然作用囊括其中，把冰山上下都算在内，包括部分巨型动物的灭绝和农业的兴起。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仅反对将人类主宰的时代记录在案，而且想把所有人都算在一起——统统当作破坏地球的力量[19]。
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它们与有关原始自然的神话相悖，而这一神话几个世纪以来都主宰着西方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它始于启蒙思想家，他们觉得人与自然从根本上是分割的，并认为自然界中的荒野是人类社会的避难所而非产物。这一理念后被写进1964年美国的《荒野法案》中，该法案旨在保护“一片不受人类干扰的土地及之上的所有生命共同体，而人只是其中无法久留的过客”。
时至今日，这一理念仍具有说服力。俄勒冈大学自然与文化历史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乔恩·厄尔兰德森表示，正因如此许多游客才会蜂拥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峡群岛国家公园等地方，他们会认为这里是“（原始）自然”之境。然而实际上，早在19世纪欧洲人带来致命传染病并强行将幸存者运到陆地上奴役之前，丘马什人（译者注：说霍卡语的几个有亲缘关系的印第安居民集团的通称）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几千年来，丘马什人可能用焚烧森林的方式来扩大草原，在这里他们可以收获能果腹的植物球茎，而这些球茎今天仍是这里众多岛屿的显著特征。不仅如此，他们还猎杀海獭和鲍鱼，并将狐狸带至岛上（可能还带来了老鼠和臭鼬等动物）。丘马什人消失后，一个多世纪的农牧经营又进一步改变了岛上的面貌，直到成为如今这般引人入胜的景观。“这里风景秀丽，草木可爱，可供游客们尽兴饱览，但这并非荒野般的原始自然，而是历经人类活动洗礼的‘人造自然’”，厄尔兰德森这样说道。
03 向土著人民学习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农业和工业革命（以及拼命增长的经济秩序）使地球改头换面[20]，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并将我们推向了另一次大灭绝的边缘。今天，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核废料在格陵兰的冰盖下静静腐烂[21]，垃圾也已经漂到太平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22]。
各国政府和社会环保组织通常试图通过保护自然免受人类侵害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据迈克尔·肖恩·弗莱彻所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的说法，这一做法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弗莱彻是墨尔本大学的一名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居住在澳大利亚东部的维拉朱里族人的后裔。
弗莱彻和他的同事最近在一篇PNAS上的文章中写道[23]：几千年，岛上的土著和传统民族一直在可持续地管理着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上岛的欧洲人对他们实行驱逐或边缘化政策，并常常破坏他们努力保护的生态系统，现如今一些政府和社会组织一时兴起的“保护荒野”之念便是在为这些“强盗”行径正名。研究人员将荒野本身描述为“一种不恰当、不人道的构想”。
土著民族多居于森林和草原，这些地方拥有着世界上大部分余存的生物多样性。长期以来，作为成功的环境管理者和保护者，土著首领们一直捍卫着群体的深厚生态知识。“我们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请支持我们。”薇薇安娜·菲格罗亚说。她是阿根廷西北部奥马瓜卡族中的一员，也是一名从事国际土著权利和生物多样性工作的律师。
而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土著居民留下来与自然和平共处”这一观点。研究表明，许多地方的原住民土地拥有与荒野保护区同等级别或者更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24]。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25]，与周边地区相比，原住民土地的森林砍伐更少，森林固碳量也更多。
另一方面，原住民的迁移实际上会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在澳大利亚，20世纪60年的原住民迁移可能导致了失控野火的增加和当地物种的大量灭绝[26]。利维斯和她的同事们估计，如果一旦失去人类的管理，自然的力量可能会使亚马逊河流域可食用物种的数量减少80%，而这将影响当地动物的食物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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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原住民（包括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群体）会用“放火烧山”的方式来经营狩猎场、增加所需植物的数量并降低灾难性野火的风险。数万年来，人们一直遵循这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生态系统。
许多土著人士和环境学者认为，解决地球灾难更好的办法是为当地住民赋权，让他们自己管理和保护他们所处的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和环保组织已经开始创建新的保护区，以纪念重点地区的自然和文化历史。全球领导人也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重要性[28]。
正如人类需要回归自然景观中一样，我们也可以考虑将自然重新融入人们所改变的景观中。一个现实的例子便是“再野化”，即重新引入本土动物然后让自然生态的力量接手，理想情况下无需太多干预。在“再野化”模式的努力之下，灰狼被重新引入美国西部，野牛被重新引入罗马尼亚，袋鼬（一种小型的食肉有袋动物）也被重新引入澳大利亚大陆。
这一想法符合一种新的修复模式：该模式不追求重建过去的原始自然，甚至根本不追求维持任何固定的状态。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这通常是不可能的，”来自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生物学家詹斯-克里斯蒂安·斯文宁表示。
斯文宁说，我们应该更专注于“为促进生物多样性提供有利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为非人类物种提供空间和资源以应对许多不可避免的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是否由人为造成。
斯文宁指出，所谓的“野性”培育并不真的需要一片荒野。“如果不再修剪你的花园，那么你就拥有了自己的原始自然。” 他说，即使它不是原始的，也十分有价值。
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努力理解地球复杂的过去、又面对令人生畏的未来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既实用又感性的好建议。我们无法倒转时光，不能像几千年前的人类那样生活，我们中有太多人需要食物、住房和生计，而这些都需要利用地球上很多资源。但也许我们仍可以摸索前进：扮演好改变地球物种的角色，呵护这个星球上一直存在着的荒野。这也是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践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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