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民国最会玩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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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涌现了无数大师，哪一位大师最聪明、天分最高？
有人说是胡适。胡适一生，拿了36个博士学位，涉足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多个领域，可谓学霸中的学霸、天才之中的天才。
可后来有人去问胡适：“在先生这一辈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才最高的了吧？”
胡适听完却连忙摆手摇头：“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等等，胡适的名头如雷贯耳，可赵元任是何方神圣？
汉语拼音知道吧？就是在他设计的国语罗马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仓央嘉措的情诗知道吧？就是赵元任最早收集整理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总听过吧？这三位和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赵元任当上“四大导师”之一的1925年，梁启超，52岁；王国维，58岁；陈寅恪，35岁；而赵元任，仅仅只有33岁！他是最年轻的一位。最神奇的是，他大学本科主修数学，在哈佛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跑到康奈尔大学当物理讲师，最后却成了著名语言学家和音乐家，被人尊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曾说：“我想我大概是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学家。”
轻轻松松一学，就精通了8国语言和33种汉语方言；随随便便一搞，就谱出神曲《教我如何不想她》，霸占民国流行乐坛十多年。赵元任的女儿曾问他：“爸为什么会搞语言学？”赵元任答：“好玩儿呗！”
人这一生的成就，有两种不同的获得途径：一种得头悬梁、锥刺股，是下笨功夫熬出来的；而另外一种，完全是天资聪颖、骨骼惊奇，纯粹靠一颗玩心，也能玩出大师级的高度。赵元任，显然就是后者。
聪明人学东西
玩玩就会
赵元任，出身自名门望族。传说他的三十一世祖，是宋太祖赵匡胤；他的六世祖，就是清朝著名诗人赵翼。
赵元任小时候，祖父在北方做官。每当祖父在衙门里升堂，令衙役行刑打人屁股，赵元任总会在一旁细看。别人看竹板打屁股，打得血肉横飞，恐怕只是图个乐呵。赵元任不一样，一边观察着玩，一边就在研究打屁股的节拍，和衙役独特的计数方法：“十一、二，三一、四，五一、六”“一、二十、二，三、二十、四”。
他后来回忆说：“我数过很多次，一次也没有发现行令的人数错过。这套计数系统真有意思。”
你是不是没搞懂这计数方法怎么回事？大方承认吧，你的智商，可能赶不上学龄前的赵元任。当然，这不丢人。
赵元任会玩、也懂玩，从生活中就能玩出知识、玩出学问。他玩得最有水准的，当属语言方面。
去南京读书时，有一次和同学外出聚餐，这一桌同学来自全国各地，讲不同方言：“侬晓得伐？阿拉上海宁！”“白话雷明唔明？”“干哈？瞅啥瞅？”没想到一顿饭下来，赵元任竟然能用八种方言，和同学们挨个交流，惊得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赵元任去巴黎开会，和当地人大说巴黎土话，结果被人以为是巴黎本地人，对他感慨说：“你总算回来啦！”去了柏林，和当地人讲柏林腔德语，也被柏林人当老乡：“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学语言这么厉害，可也没怎么勤学苦练，就是玩着玩着就学会了。
他10岁前就会了10门方言。他从家教那学会了常州话，从大姨妈那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学会了福州话，跟着一个亲戚一阵子，很快就把亲戚老家的方言都说溜了。
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讲，赵元任陪同当翻译。在上海到长沙的轮船上，赵元任遇到一些湖南人，就在和他们的闲谈之中，顺便学了点“皮毛”的湖南话。到了长沙以后，罗素开讲，用英语叽哩哇啦说了一大堆，赵元任现学现卖，全部翻译成湖南话。等演讲结束，一个学生还冲上台来问他：“赵博士，你是湖南哪个县的？”
赵元任当年报考庚子赔款官费留美生，考试科目里有拉丁文，他一点都不会。结果他既没有报辅导班、也没有买押题密卷，就考前几个星期稍微自修了一下，临时抱了下佛脚，没想到就考了个第二名的好成绩。他的老哥们胡适，仅仅才考第五十五名。
我曾经被一个朋友告诫过：“不要夸我勤奋，否则你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笨人学东西，爱用笨功夫，但笨功夫做出来学问，有一股自虐式的酸腐气；只有玩着学、学着玩，学东西学得举重若轻，那才显得出真水平、真本领。
玩出来事业
有大格局
赵元任最大的成就，在语言学和音乐两个领域。在音乐领域，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贪玩玩出来的成果。
有一次，赵元任去杭州西湖游玩。走着逛着，进了西湖边上一个木鱼店。木鱼店里的木鱼质量很差，但赵元任童心发作，竟然就在木鱼店里很有兴致地玩了起来。他敲敲这个、敲敲那个，不一会儿就选了十几个木鱼出来，排成一排。然后灵光一动，用两只手去敲木鱼，敲出了一段旋律来。人人争唱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这样敲木鱼敲出来的。
赵元任会随身携带一个五线谱本子，无论走到哪里、在何时何地，只要一有灵感，就会翻出本子来先记下。他的女儿曾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时候创作的。”换句话说，都是不经意间玩出来的。
赵元任觉得语言学“好玩儿”，于是，再辛苦的调查工作，对于他来说，就如同有趣的游戏。
他曾和助手一起去苏南、浙江调查吴语方言，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要调查完才去找旅馆，结果常常是连小旅馆都找不到，只好住在农民家里，非常辛苦，助手往往叫苦不迭，但赵元任反而自得其乐。
有一回，他们夜间赶火车，准备从无锡去往苏州，但是只买到四等车票，座位是那种硬得硌屁股的硬板座。上车以后，也管不了那么多，太疲倦，拿小提箱做枕头，倒头呼呼就睡。结果醒来后发现车厢里漆黑一片，往外一看，坏了，别的车厢都开走了，就留下这一节车厢没动。车厢里又黑暗又寂寞，助手慌了手脚，连声问怎么办。赵元任诙谐一笑，却说：“现在外面旅馆也不好找，我们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
这一次调查的成果，最后整理成《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很高。但就是这么一部煌煌大著，却是赵元任自得其乐地“玩”出来的。
在那个年代，常常有人冒出奇谈怪论，认为是汉语阻碍了中国人的科学思维，汉语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但赵元任却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作为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我想说，汉语在科学上优于西方语言。”
赵元任曾说：“对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学术和艺术，在他的眼里，和爱情一样有趣，让人迷醉其中，不能自拔。
也许正是这份执着与热爱，最终让他站在学术巅峰，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展示出了大宗师般的大格局。
婚姻的保鲜术
重在一个玩字
和那个年代大部分男女一样，赵元任14岁那年，家里人就给他定了一门亲。
姑娘姓陈，没见过面。他没胆子当面拒绝，只是在日记里哀叹：“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而这一伤心，就伤心了整整十四年，直到他二十八岁那年，遇上了大他三岁的杨步伟。出身南京望族的杨步伟，当过女校校长，拿过医学博士，还创办过一家私立医院。至于性格嘛，杨步伟的老爹夸过她：“你刚强得像个男子。”
女人的身子，男人的性格，刚强、直爽、率性。赵元任和杨步伟第一次见面，杨步伟就问他：“你学什么的？”赵元任说：“学哲学的。”杨步伟说：“一个人好好的，干嘛学哲学？”一席话搞得赵元任特别尴尬，但杨步伟直爽的性格，却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于是，赵元任三天两头就跑去看杨步伟。
很快，他们两个人谈起了恋爱。这场恋爱，从一开始就很好玩：赵元任会打电话给杨步伟，将听筒放在钢琴旁，弹钢琴给她听；赵元任忙着和杨步伟约会，甚至把要给罗素当翻译的事都忘了，把罗素晾在讲堂上，左等右等都等不来赵元任，急得团团转。等赵元任想起这事的时候，才携着杨步伟匆匆赶回来，气得罗素连声对他说：“坏家伙，坏家伙！”
一年之后，赵元任退掉了家里包办的婚约，选择和杨步伟走入婚姻殿堂。他们的婚礼简单、新颖，直接去公园照了个相，再做成通知书，分寄给400多位亲友，还坚决不要大家送来的礼金。这就是婚礼的全部内容，没那么多繁复的规矩礼仪，显得别开生面、有趣好玩。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谓轰动一时，连报纸都发特号做了报道：《新人物的新式结婚》。
常常听人说：“婚姻要有仪式感。”结婚不大操大办，显得寒碜，既证明对方不把你当回事，又不能保证婚姻的长久稳定。然而在名人出轨纳妾盛行的民国，赵元任和杨步伟这一对，尽管个性不同、尽管生活中偶有争吵，但一路披荆斩棘，相伴走过了六十年的风雨。
六十多年的婚姻里，他们用一颗会玩的童心，来保持婚姻中的和谐度和新鲜感：他们两口子会做一个日程表，在家里今天说普通话，明天说上海话，大后天说湖南话；金婚纪念日，杨步伟写诗：“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当场和上一首幽默小诗：“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有人嘲笑赵元任怕老婆，赵元任毫不否认，反而哈哈一笑：“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杨步伟曾说：“我们争争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个世纪。”拥有如赵元任这样有趣的灵魂，婚姻从来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会变成爱情的游乐场、充电站，在生活的琐碎间，两个好玩有趣之人的感情，往往能天长地久、羡煞旁人。
好的友谊
有一种玩出来的默契
赵元任知交满天下，民国学界，凡是数得出名号的，都和他有不错的交情。其中他最要好的朋友，当属林语堂、胡适和刘半农。
和朋友交往，赵元任不改其幽默本色，处处透着不正经。他给林语堂写信，总爱写一些英语音译词：“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Dear Y. T. 亲爱的语堂，How have you been？你近来忙些什么？）
胡适过四十大寿时，正在上海被人写文章围攻，心情糟糕透顶。赵元任和他说笑惯了，写下一首诙谐幽默的打油诗，专门送给胡适当贺寿礼：“适之说不要过生日，生日偏又到了。我们一般爱起哄的，又来跟你闹了。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我们有的要叫你老前辈了都；天天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觉得你真有点儿对了都。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地写上了一大片。我们且别说带笑带吵的话，我们也别说胡闹胡搞的话，我们并不会说很巧妙的话，我们更不会说‘倚老卖少’的话；但说些祝颂你们健康美好的话，就是送给你们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话。”
胡适看完这首打油诗，哈哈一笑，心情也好了不少。
而赵元任和刘半农的友谊，则开始于一场骂战。
1911年，刘半农准备编一本“骂人专辑”，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启示，公开征集各地骂人方言。赵元任看到启示后，马上登门拜访，用各地方言把刘半农骂了个狗血喷头。两个人大感投缘，觉得相见恨晚，从此经常一起探讨语言学问题，或者一起玩音乐、创作歌曲，玩得不亦乐乎。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二人合作出来的，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他们两个人的友谊，有点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意味。
1934年，刘半农因病去世。赵元任悲恸莫名，含泪写下一副挽联：“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1981年，90岁高龄的赵元任，返回故土，回到清华照澜院，想起当年与刘半农等旧友在一起相聚的时光，恍若隔世，一时间百感交集。他用吴语方言，再度唱起了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对故友的怀念之情，陪同参观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好的友谊，是玩出来的，玩出默契，玩出性情。但玩出来的友谊，不是相聚时一起吃喝嫖赌、如胶似漆，相别后互相淡忘、时光流洗；真正的友谊，经得起时间考验，如同高山流水遇知音，相见如故，志同道合，岁月会让它变成灵魂的底色。
最高级的教育方法
是玩着学、学着玩
赵元任的教育法，依然重在一个“玩”字，而且放任学生动手“去玩”。
当时研究所里面，常常从海外购来一些新仪器。这些新仪器，贵得要死，一般都不敢让学生去倒腾。但赵元任一概不管，全部让学生按照说明书，自己去摸索操作。
有一回，研究所里拿到了海外买来的最新仪器“语音频谱分析仪”，这玩意是中国唯一进口的一套。他还是放心大胆让学生去开箱验收，结果那学生急于试机，忘了美国电器的电压只有110伏，而中国供电有220伏，一插上电源，机器就烧了，吓得屋子里的人脸都变黄了！那个学生也吓得不轻：“这还了得！赔也赔不起啊！”可是赵元任默默在一旁看着，依然不动声色，既不出言责备，也不发声指导。不一会，那学生就冷静下来，很快就想好办法：打开机器后背，把保险丝一换，问题迎刃而解。
这就是赵元任的教育方法：他不干预、不叨逼叨逼，让学生自己去摸索，在摸索中解决问题、自己成长。
而赵元任自己，在教育中喜欢扮演一个启发者的角色，好像一个武林高手，在日常的玩耍之中，就把高深的功夫传授给了学生。
赵元任常常把学生叫到家里吃饭。有一回夏天，大家吃完午饭，正在庭院中的树底下乘凉。赵元任指着地上的树影，忙问学生：“你们看，这地上树影有什么特点？”
学生们仔细一看，发现日光投影竟然是半圆形，而不是正圆形的。赵元任继续问：“谁来说说这是为什么？”
好几个学生七嘴八舌，说了一大通道理，可都没说到点子上。只有一个学生脑筋灵活，很快就想明白了原理：“原来今天是日偏食。树叶很密，露缝很小，就都起了‘针孔效应’，所以日光在地上的倒影都成了半圆形，而且方向和天上半个太阳的方向是相反的。这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赵元任大感欣慰，略微点了一下头。而这位脑袋灵活的学生，正是日后著名语言学家吴宗济。
你或许会觉得奇怪，赵元任教吴宗济的，不是语言学吗？针孔效应，这不是物理学的内容？赵元任为什么让他们思考这些“非主业”的内容？
其实，物理学也好、语言学也好，天底下的学问，要想搞明白，都离不开观察、分析、思考。赵元任不仅是在传授学生们知识，而是在引导学生建立一套学习思考的方法。寓教于乐，在玩乐之中顺便就成功教学，这是赵元任玩教育的聪明之处。
正是在这套教育法的作用下，赵元任为后世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巨擘，如王力、吕叔湘、吴宗济等；他的三位女儿，大女儿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华裔女教授，二女儿是中国著名化学家，三女儿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称赵元任为大教育家，也是实至名归。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曾评价说：“赵元任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得不好。”天底下没有他想做却做不好的事，也没有他想弄懂却弄不懂的学问。他是学贯中西、兼修文理的奇才，是民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式巨人。会玩、懂玩，永远保持一种嬉戏乐观的心态，成就了他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贯穿他这好玩的一生。
赵元任人生的最后时光，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床头依然放着一本，他儿时最爱的《唐诗三百首》。直到他去世的前一晚，他还在用他那沙哑的嗓子，用常州乡音，念着杜甫的那首《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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