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商鞅变法是进步的，合乎历史潮流的，并且给予了商鞅很高的评价。然而在古代，商鞅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认可。

首先，在《史记》里，司马迁对他评价很低，认为他“刻薄寡恩”。其后，班固可能也受到了该影响，认为商鞅是“衰周之凶人”。到了宋代，苏轼则对他的评价更差。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里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是苏轼偏偏不信，提出质疑，认为“此皆战国时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商鞅没有行王道，而是选择了霸道。那么问题来了，商鞅为何要行霸道呢？

其实按照商鞅的本意，其最高的理想是实行“帝道”，即是所谓的尧舜禹之道。其次是“王道”，即所谓三代圣王之道。再次才是“霸道”，即所谓的齐桓、晋文之道。何以知之呢？我们不妨还原历史场景，回到商鞅觐见秦孝公的时候。

公元前361年，商鞅这个时候大概30岁了。此前他一直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可是这时候公叔痤已经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为了向梁惠王推荐商鞅，不惜让梁惠王杀了商鞅。可是梁惠王根本没把商鞅放在眼里，连杀都懒得杀，并认为公叔痤老糊涂了，商鞅因此也就安然度过了一劫。就在这个时候，秦孝公想要壮大秦国，向各国发出了求贤令。他在《求贤令》里说道：“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听到这个消息，商鞅在心里笃定这是一个有为之君，跟着他肯定能成大事。于是在嘴里蹦出三个字“西入秦”，就这样，商鞅满怀理想来到了秦国。
 
商鞅来到了秦国以后，结交到秦王的宠臣景监，由于景监的引见，终于见到了秦孝公。但是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商鞅一共和秦孝公谈了四次话，开头谈得并不投机，直到第三、四次谈话时，才有了转机。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第一、二次谈话。

很多学者认为商鞅前两次谈话只不过是为了揣摩秦孝公的心思，是投石问路，第三、四次谈话才是真实意图所在。可是，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根据史书的记载，前两次谈话“未中旨”，到最后一次才“语数日不厌”。这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将这四次谈话一一分析，看能不能找出点蛛丝马迹。

第一次，秦孝公接见商鞅，商鞅提出了“帝道”，希望秦孝公能够顺乎自然，垂拱而治。可是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这次会谈也就不欢而散。第二次，商鞅进而提出了“王道”，可是秦孝公还是不感冒，史书记载“未中旨”。这一次又没有切中秦孝公的心意，那么怎么办呢？儒家讲究“得君行道”，即只有得到君王的支持，才能一展自己的抱负。商鞅也深谙此理，所以选择了退而求其次。于是在第三、四次时提出了霸道和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得不亦乐乎，并将座位主动向前挪，以便靠近商鞅，听得更仔细一些。此后多次接见商鞅，也就是所谓的“语数日不厌”。
 
商鞅当时其实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的，这在《史记》里有记载。尽管司马迁不喜欢商鞅，但不喜欢归不喜欢，司马迁还是极有职业操守的。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堪为“信史”典范。在《史记·商君列传》里是这么记载的，“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通过这段话，商鞅的态度和秦孝公的想法展现的淋漓尽致，可惜后人读得不仔细，忽略了其中的“微言大义”。

我们不妨对之仔细分析一下。其实在商鞅的心目中，不只是希望秦国实行所谓的霸道和强国之术的，而是希望通过实行顺乎自然的帝道和顺乎人心的王道来驾驭这次变法。其实商鞅还是有远见的，我们只以为他好“形名法术”之学，其实他对于黄老之学、儒学，以至于会通诸子百家的杂家之学都有所“好”。如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在《秦时稿》里就认为“商鞅对战国时各派的理论主张均有所涉猎。”事实上，商鞅向很多老师学习过，很多学者认为他曾经向鲁国人尸子学习过。

而《汉书·艺文志》就将尸子列于“杂家”，而“杂家”的特点就是“兼儒墨，含名法”。向如此博学的老师求教，商鞅的学识可见也是渊博的，因此他做事情是有远见卓识的。这就从他四次分别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可以看出，他的学问根底之深。此外，我们读一读《商君书》（今存24篇）就可以看出，其实商鞅的主张都是“霸王道杂之”的。
 
从《史记》里的记载，尤其是“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可以明显的看出商鞅的无奈和遗憾。可是他还是妥协了，他不妥协又能怎么办呢？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各国国君无一人采纳他的主张，只能自嘲道：“累累若丧家之狗”；孟子也是游说诸侯，可是晚年不得不与“万章之徒退而序诗书”；荀子更是如此，虽然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后也落得个客死兰陵。

商鞅明白，即便是再好的主张，如果没有君王的支持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不得不妥协。况且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比秦孝公更开明的君主了。尽管自己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和“王道”，但考虑到礼坏乐崩的现实，处于大争之世，退而求其次，“杂霸王道”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秦孝公是个有为之君，太急于求成了。如果不依他的想法，那么变法之梦终将成为泡影。秦孝公想要显名于天下，不想“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哪个帝王不是这样呢？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惹得民怨沸腾；乾隆“十全武功”，使得大清日薄西山。这些帝王只想成就自己的伟业，哪管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
 
由于秦孝公想要快速见效，成就一番霸业。所以商鞅不得不妥协，放弃了最高的理想：帝道和王道，即便是杂霸王道以用之也没有实行。这就注定了这场变法是一场悲剧，即便秦国以落后民族打败山东六国，统一了天下，最终也落得个二世而亡。

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在汉代可以找到答案。虽然在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阳儒阴法”。何以知之呢？汉宣帝曾经教育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一语中的，再明白不过了。汉朝“杂霸王道以用之”，使得天下维持了四百年之久，而秦朝二世而亡。如果秦孝公和商鞅知道了会作何感想呢？如果当时商鞅变法“杂霸王道”以用之，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