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有这样一股政治势力，他们好像什么都支持，又好像什么都反对，他们总会干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让你对他们存在的意义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比如说，他们师承于王学，却又极力反对王学;他们认同张居正改革，却又强烈反对张居正夺情;他们期盼皇帝勤政，却又不想让皇帝什么都管;他们反对内阁专权和宦官干政，却又一心想让自己在朝中一家独大;他们在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中坚持嫡长制，却又在南明初期的皇位之争中大力鼓吹立贤。
　　这股政治势力被后世称为‘东林党’，他们可以说是晚明时期最特殊的一股政治势力，关于他们的形成，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叫顾宪成，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是整个晚明史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
　　顾宪成六岁时被父亲顾学送入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这些儒家典籍。十五岁时, 自题其壁 “读得孔书才是 乐, 纵居颜巷不为贫 ”, 可见其读书志向 。二十岁时拜王阳明再传弟子薛应旂的弟子张淇为师。二十一岁时直接跟随薛应旂学习。由此可见，顾宪成与后来多数东林党骨干一样，都是师承于王学。
　　万历八年(1580年)，三十岁的顾宪成考中进士，随后被授予户部广东司主事的职位，开始了他起起伏伏的宦海生涯。
　　顾宪成入仕之时，正值晚明政治和思想上的一个混乱期。政治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张居正夺情起复、内阁专权、压制言路、禁毁书院等做法激起了整个官僚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对;思想上，王学的兴起对程朱理学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尤其是王阳明病逝后，王学又分成了南中、北方、浙中、泰州等七个学派，更进一步加深了整个士大夫阶层思想上的混乱，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官场上空谈成风，社会上各个学派之间争论不休。
　　顾宪成对此倍感失望，他虽然师承于王学，但始终以父亲顾学告诫的“凡读书 , 不论何书 , 要在立意处探讨 , 不然 , 六经皆糟粕也 ”为信条，又加之他的老师薛应旂在思想上逐步从王学转向程朱理学，所以他认为只有重新确立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才能根治士大夫阶层思想上的混乱。
　　同时，在张居正改革中，那些大官僚和大地主们通过将自己拥有的田产转为官屯和军屯等方法，不仅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还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利益。反倒是许多像顾宪成的父亲顾学那样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小地主等阶层利益损失惨重。于是，顾宪成希望能有所作为，来保证这些阶层的利益。
　　顾宪成步入仕途的几年内，结识了许多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比如赵南星、李三才、姜世昌、邹元标、高攀龙等。他们大多都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又都是朝中的中小官僚，他们时常聚集起来议论时弊、探讨匡扶大明江山社稷的方法，最终他们结成了思想、抱负和利益上的共同体，而这便是东林党的发端。
　　顾宪成与赵南星、邹元标等人深感自己的人微言轻和势单力薄不利于诉求的实现，于是他们开始通过讲学去聚拢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并且要让自己这股政治势力在朝中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朱翊钧开始大力提拔那些曾经反对张居正的官员，顾宪成与邹元标等人皆受益于此。可这样的提拔与他们心中一家独大的理想想去甚远，于是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即将进行的京察。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明代的京察制度。明代的京察制度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是为了考核京官而建立的，开始时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后改为每十年一次。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察分为北察和南察。明孝宗朱佑樘时期改为每六年一次，一直延续到大明灭亡。京察以守、政、才、年这‘四格’和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这‘八法’为评定升迁的标准。京察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奖优惩劣，督促官员恪尽职守。然而发展到晚明时期，京察彻底沦为了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的工具。
　　万历十五年(1587年)正好是京察年，由于这一年是丁亥年，所以这次京察被称为丁亥京察。
　　顾宪成在这次京察中支持左都御史辛自修进行北察，顾允成等(顾宪成的弟弟)支持右都御史海瑞进行南察。他们原本希望借助此次京察澄清吏治，并提拔跟他们志同道合的官员。可是由于内阁首辅申时行的阻挠，他们的愿望彻底落空。
　　丁亥京察后，顾宪成被贬官外调，邹元标和高攀龙等人也受到了申时行的打压。失败不但没有令他们垂头丧气，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都卯足了劲等待下一场京察的到来。
　　万历二十一年，农历癸巳年，又是个京察年。京察开始前，顾宪成恰好因为政绩斐然被提拔回京担任吏部员外郎。随着顾宪成的归来，癸巳京察的激烈程度要远超丁亥京察。
　　主持此次京察的官员在顾宪成的授意下一开始就甩出了“王炸”、吏部尚书孙鑨首先罢黜了自己担任吏部员外郎的外甥吕胤昌,接着赵南星斥退了担任给事中的亲家王三余, 一时间“国论大快, 谓之二百年计典绝调”。
　　用“王炸”取得开门红后，顾宪成等人开始大力打击其它政治势力的官员，同时着力提拔属于自己政治势力的官员。眼看再让他们继续下去，内阁就将被架空，于是内阁辅臣赵志皋、王锡爵、张位三人联手向顾宪成等人发起了反击。结果赵南星以“抑扬太过”被贬三级，孙鑨因过失被罚俸。顾宪成等人借助癸巳京察澄清吏治、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企图再一次落空。

　　连续两次京察斗争的失败，使得顾宪成等人有些心灰意冷，尤其是孙鑨、高攀龙、顾宪成先后被贬为民，更令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缩小。
　　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两次京察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严于自身、贪酷比察的原则，使得文人士子和有正义感的官员都注意到了他们这股大明官场中的‘新鲜血液’，特别是孙鑨罢黜自己外甥和赵南星斥退自己亲家的举动令他们名满天下。
　　顾宪成回到家乡后，登门拜访、求学的人络绎不绝。与此同时，顾宪成也认识到单凭自己在结识的那些志同道合者很难在朝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些前来求学的士子们又让顾宪成看到了希望。
　　顾宪成认为这些士子就是未来的大明官吏，而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聚拢到自己的政治势力中，当这些人都进入朝中后，谁还能阻止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朝中一家独大。于是顾宪成修复了东林书院，并将之变成了自己的固定讲学场所。不仅如此，邹元标等人也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书院讲学，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至此，东林党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势力终于形成。
　　感悟：晚明时期，东林党确实称得上是一股最特殊的政治势力，他们可以说是当时政治和思想上混乱的产物，他们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终结这种混乱，可是他们自身却又继承了这种混乱，结果他们不但没能终结这种混乱，反而更加剧了整个晚明的混乱。

意识形态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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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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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觉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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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方可天下大治

小时候以为是武功门派

东林党和英国光荣革命的工商协会相差时间不过八十年，东林党代表江南士族，向皇帝要权力；光荣革命英国贵族和工商业协会向英皇要权力；结果是一样的，东林党把持内阁，有封还皇帝圣旨的权力；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后，基本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不同的是，英国的议会选择把成果制度化，把剥削摊分到每个阶层；而东林党却是把持内阁后，把剥削向弱势阶层转移，把本身属于江南士族的赋税，全部转移到贫苦的农民，佃户，驿卒等社会底层，结果直接导致民变四起，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培养出一大批贫苦农民造反者，把中国从最接近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直接拉回农民造反，新权贵产生，再次剥削，再被造反的怪圈
而且东林党最坏的是，不讲实际，只讲立场，只要你立场和东林党不对付，即使你说得对，他们也要反对，只要你是东林党人，即使你错得离谱，也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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