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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比邻而居，一衣带水，在近代也都遭受了日本的侵略，可以说在反日方面两国具有共同的目标。中韩两国志士在抗战时期风雨同舟，并肩作战。
抗战中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时政府）
穷途末路，雪中送炭
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美法英等列强对这个新生的流亡政府基本上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苏联的态度在一开始略好些，但在1925年1月苏日签订协定，握手言和，对日本以往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重新予以承认后，苏联的态度也急转直下。
此时的临时政府只能求救于素来与韩国爱国人士亲善的国民政府，此时的国民政府虽也在内外交困之中，倒也伸出了援手，如在广东大学，黄埔军校中收留韩国籍学生，培养复国人才，颇有同病相怜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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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独立运动家，政治家，义烈团团长、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韩国光复军少将副总司令，金元凤曾在黄埔军校学习
但根本的转变还是要待1932年4月29日，日本在华军政要人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庆贺会，遭到由金九组织，交韩国爱国志士尹奉吉实行的刺杀行动（时有文章称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参与其中，皆为无稽之谈），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重伤驻华公使重光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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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誓留影的照片上，尹奉吉目光炯炯，神态坚毅，左手握住一枚手榴弹，右手持一支手枪，胸前挂着韩人爱国团宣誓文
这件事改变了国民政府对临时政府的定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大为赞赏：“中国百万军队做不到的事，却由韩国一义士做到了，岂不壮哉！”
在“虹口事件”发生前，虽有孙中山的遗志，但面对日本在东北和山东咄咄逼人的态势，国民政府如稍有不慎将导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这对于刚刚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正如蒋介石所表示的：“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因此，国民政府只能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给予更多道义上的同情，而不敢在在外交上开罪日本。
但到了“一二八”事变爆发和“虹口事件”发生，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加深，国民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这支在本国内的反日力量：国民政府半公开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的机制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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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仪式。图为“祝捷大会”会场
虹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搜捕韩国反日志士。国民政府虽然囿于当时中日关系的特殊状况，援韩活动只能处于半秘密乃至秘密的状态，但“在物质上，而且在其他各方面，提供了很多方便。”
其中包括国民政府精心安排，帮助金九、金澈等由上海安全转移至嘉兴、海盐等地、临时政府的李东宁、李始荣被转移到同盟会元老、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因此褚辅成被授予大韩民国建国章）在嘉兴的棉纺厂，安恭根、安敬根、严恒燮等人也相继来到嘉兴躲避，并最终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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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嘉兴梅湾街区的金九避难所旧址
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也曾打算派飞机接金九离开上海，但为金九婉拒。国民政府对他们的严密保护充分说明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机制开始启动。
此外，在经济方面，1932年5月，上海市商会通过临时政府军务总长金澈赠送给尹奉吉和安昌浩家属慰问金7000元，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东北振委会委员长朱庆澜向韩方先后提供了三笔资助共3300元，其中两次是临时政府法务部长朴赞翊接受的。
同年6月东北灾民救济会提供了 5000元，10月褚辅成又送给安重根的弟弟安恭根5000 元。5月12日，金澈从上海商会主席王晓籁处收到1300美元。金九等收到中国反日救国会30000美元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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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家属在嘉兴避难时的照片
这些支持和援助标志着国民政府半公开的援韩机制开始启动，中韩联合抗日的新局面开始逐步形成。
其次，国民政府在对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正规化上助力颇多。
1932年12月，蒋介石在南京秘密会见金九。蒋介石表示：“若以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的话，又有天皇出来；杀死大将的话，又有大将出仕。着眼将来的朝鲜独立战争，建议先训练一批武官。”此话得到金九的赞同。
国民政府开放各地军事院校接纳韩籍学员入学。1933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韩国军官班，接纳金九等报送的93名韩籍青年，被编为“第2总队队第4大队陆军军官训练班第17队”。
由于其语言和学历所限，军校只得将他们编为普通班，对其实施两年的正规军事训练另外，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其他分校也曾接纳过韩国籍学员，这些学员的杂费、生活费、实习费和军饷均由校方负担。
颠沛流离，投奔四方
自从临时政府制造了“虹口事件”后，日本对匿藏在上海的临时政府要员大肆逮捕，临时政府只得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四处辗转流亡。
为了躲避日寇的追踪，在国民政府的保护下，韩国临时政府于1932年5月离开上海至杭州。在杭州期间，由于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追踪，为了保存反日复国运动的实力，1935年11月前后，临时政府不得不再次迁移至江苏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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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镇江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照片
这次迁移还与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有着很深的渊源。陈果夫深受其叔父陈其美的影响，对韩国独立运动抱有深深的同情，因此与金九关系十分密切，两人在书信中常以兄弟相称，因此，对金九给予了多方关照。
在陈果夫的精心安排下，临时政府成员陆续由杭州迁往镇江。
这样，不仅加强了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的联系，争取更多的帮助，而且有利于巩固金九在临时政府的地位。为了方便进行复国运动和与国民政府交流，次年2月临时政府又迁至南京。
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蔓延到了全中国，中日战争的爆发为韩国临时政府争取韩国独立提供了有利时机。“此际对我等言之，独立战争业已开始，雪愤复国时机也已到来，一般同胞必须对此做应有之准备”。金九在《光复》上刊载文章说：“我们的友邦中国，我们的绝对同盟军中国，自‘九一八’与‘七七’两大事变以后，由于受到敌人的疯狂侵略，已经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韩中两国密切合作共同奋斗的事业，单靠一个国家孤军奋战是难以成功的……我们的独立运动绝对不是孤立的，只有韩中两大民族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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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九
随着日军不断推进，金九率领临时政府转移到湖南长沙。临时政府所在地设在长沙城西园北里楠木厅。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和金九也很有交情，所以金九到长沙以后，张治中答应负责一切保护和一切经费。
这一时期，韩国临时政府与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保持了密切的电讯联系。尽管临时政府在生活上有张治中的关怀和照顾，似乎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然而在临时政府内部却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1938年5月7日，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三党代表举行三党统一会议时，发生意外事件。朝鲜革命党党员李云焕突然闯入会场，对参会的领袖开枪射击。金九、柳东悦身受重伤，池青天受轻伤，在中国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多年的朝鲜革命党领袖玄益哲重伤致死。这一突发事件使三党统一会议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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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市原东山区恤孤院路12号的“东山柏园”，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使用时间为1938年7月22日至当年的9月19日。
1938年7月，由于抗战形势的恶化，长沙战事告急，韩国临时政府决定迁往广州。
张治中为了临时政府成员得以安全转移，拨借一节火车车厢为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的搬迁提供便利，并亲自致函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给与方便和支持。
实际上，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与临时政府成员早有交往，早年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就常常对韩国临时政府给与支持和帮助，所以此次对漂泊到广州的“韩国大家族”颇能给以照护，不仅在官邸会见金九，而且为临时政府的安顿提供了不少帮助，临时政府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和立足之地。
此后，随着战事愈烈，临时政府不断辗转各地，佛山，柳州，綦江，皆有他们的足迹。
相互扶持，共御强敌
1940年9月，临时政府终于落脚重庆。9月17日，临时政府在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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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复军成立仪式
中国国民党党政军众多要人参加了典礼，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央重要领导成员吴铁城、重庆卫戍司令长官刘峙等，中共方面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也参加了成立仪式。
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在《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经过报告》中指出：“在此暴风雨之前夕，东省韩军之各界领袖，闻风响应，联袂而来，在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下，设立军事机关，密令国内外党人，立即动员。适于此时由中国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根据中韩同仇敌忾之义，并遵中山先生扶助弱小民族之原则与遗旨，慨然承认韩国光复军。”
韩国光复军成立后，首先成立了光复军总司令部，由池青天担任总司令，李范奭任参谋长，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扩建方式，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下辖3个支队，1941年1月，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编为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三韩的花郎们终于可以与中华健儿并肩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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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复军司令池青天（又名李青天）
但与此同时，指挥权的问题又摆上了台面。由于国民政府视光复军为“外国志愿军”，因此认为光复军的隶属权应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之韩国独立运动内部一直存在着党派对立，国民政府担心，如果将光复军隶属于临时政府，那么它与金若山领导的朝鲜义勇队的对立和矛盾有加剧的可能。
此外，当时在韩侨中潜伏着一些韩奸和日本间谍，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中方也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光复军的控制，于是出台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其中明确规定“韩国光复军归本会统辖指挥后，在我国继续抗战期间及该国独立党临时政府未推进韩境以前，仅接受我国最高统帅部唯一之军令”，为更好控制光复军，亦出现了要求光复军信仰三民主义的行为。
强力的控制自然是招致光复军方面的强烈反抗，认为它严重伤害了韩人的自尊，是对韩人的侮辱，一些韩人认为“非韩国之光复军乃中国之光复军”，“失其所可享之权利，得其所不愿之义务”，“以抗敌的名义无限期的参战”等等，甚至有人认为国民政府对韩有“帝国主义企图”。
光复军参谋长李範奭更是反唇相讥“如果我们独立之后还要受别国保护，那我们辛辛苦苦为何事？！如果我们独立后仍需受别人的保护，那日本不是蛮好吗？”金九也多次表示不忿，并于1944年7月3日去电蒋介石，要求取消《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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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7月3日金九电蒋介石取消准绳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韩国独立的前景日益明朗。为了避免恶化双方关系，缓解危机，避免多年的援韩成果功亏一篑，1944年9月，国民政府对于援韩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同意取消《准绳》，修改为《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将光复军改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军务部，中方只派遣联络参谋等人参与光复军工作，并每月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核发经费。
国民政府对临时政府的帮扶不仅体现在建立光复军，还体现在各种对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经济上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蒋介石还特别指示：“不必予以稽查，以免伤及其自尊心”。
临时政府平日的开支有如下几项：
①政务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临时政府的海外献金渠道完全中断，临时政府经费无着，十分窘困。因此，金九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按月补助政务费和侨民生活费的请求，得到蒋介石的应允，从此，国民政府对临时政府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援助。起初是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特支费名义，按月拨法币6万元，作为对韩国临时政府、独立党以及“光复阵线”团体补助费。1942年5月，由于物价上涨，金九将临时政府每月开支以及韩侨全体生活费共计244500元法币列出清单上呈，得到同意，1943年5月，经蒋介石批准，将补助费增加到20万元，其中属于临时政府本身的政务活动经费为16万元，其余4万为韩国人各团体和侨民的生活补助费。1944年1月以后，由于物价上升明显，此项经费增加到50万元。后由于临时政府机关扩张，人员增加，物价飞涨，到1945年5月，临时政府每月的开支已猛增至300万元，这一部分开支全部由国民政府承担。
②党务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除了政务费之外，韩国独立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取补助党务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按月拨给。1942年 10 月，蒋介石在给吴铁城的批示中曾讲到：“朝鲜内部的党争毋需过分重视，不必固执一党然后援助”，“对韩国国民团体的借款不限于临时政府，而具有革命力量与我抗战有关之团体为对象，所拟由党出面接洽，先拨100万元以协助其进展。”因此中国方面指定韩国独立党及朝鲜民族革命党每月的党务费1.5万元，其他党派团体，则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适当给予补助。朝鲜民族革命党还通过朝鲜义勇队的名义，从中国军方每月获得16000元，从王芸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直接获得每月3000元的资助。
③军务费：主要是供给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1938年至1941年间，朝鲜义勇队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以，其粮饷开支，与国民党部队享受同样的待遇。
1940年6月，在临时政府提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的《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中提到：
①筹备费50万元；
②经常费按月支拨甲种师经费；③营房、兵器、被服、阵营器具、其他器具材料等，随兵额之多寡，随时拨给。
1945年，韩国光复军改属临时政府直接管辖后，其粮饷补给仍然由军政部军需署直接拨发，仅是在形式上由韩国临时政府出面，用贷款的方式加以“统一记账”的手续而已。
在抗战结束后，金九还请求拨款5000万元法币，用于收容日军中被迫从军之韩国青年，经吴铁城呈蒋介石后也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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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九回忆录中关于重庆生活的片断
④侨民生活补助：在重庆期间，韩侨的生活主要靠国民政府的支援和救济。1942年12月，临时政府向国民政府求助，提出重庆的韩侨共有318人，生活费按照每人250元计算，共需79500元。1943年5月前后，韩侨每人每月可得生活补助费是250元，1944 年 8 月前后，生活费上升为成人每人每月450元，儿童360元，如遇到特殊困难，每人每月还可申请特别补助费300元。1944年2月以后，由于米价暴涨，重庆政府给韩侨免费加配大米，成人每月二斗，儿童每人每月一斗。1944 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粮食部免除了临时政府补偿米价的19万元。韩侨在重庆的生活有所保障，保持着中国居民中等程度的生活水平，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就曾记述：“粮食实行配给制，所以在配给所前面总是排着长蛇阵，经常发生打架吵骂的纠纷。可是因为我们同胞另外呈报人口的名单，所以一次可以领到全体的粮食，再雇人载着粮食挨家挨户地分送，因此十分方便，甚至连扫院子汲水也请佣人来做，不仅重庆市内的同胞如此，住在郊外土桥的同胞也另立韩人村，维持着中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另有秘密活动费给与金九本人，作为他临时救济革命同志，或秘密派遣人员进入敌占区或朝鲜内地的经费。1945年7月前后，每月为法币20万元。另外，在临时政府遇到特殊情况时，国民政府有时拨付些额外的补助，仅1944年国民政府为支付租借临时政府办公场所之用，就提供年租金200万元，押金200万元，计400万元。
仗义执言，慨然相助
1940年5月23日，金九就向徐恩曾提出“希望将来贵国国民政府能承认我国临时政府”。这是临时政府尝试争取国民政府承认的开始。
7月7日，金九又在《大公报》发表谈话，公开提出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他在《愿与中国一起共同击败倭寇》的文章中呼吁中国各界，“希望你们广泛地介绍我们，向众多反侵略国家宣扬我们，唤起国际上的关心，早日让我们加入国际会议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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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的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对日宣战，在宣战声明书中称：“韩国全体人民，现已参加反侵略阵线，为一个战斗单位，而对轴心国宣战。”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支持韩国独立的保证和中国对韩国临时政府予以事实上承认两项要求。
金九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外务部长赵素昂致函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表示韩国及亚洲各弱小国家民族解放全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希望中国能帮助临时政府致函并说服美、英、荷兰等国对韩国独立加以认识，能同意临时政府作为一个参战单位，加入同盟国作战。
面对临时政府的提议，中国朝野给予了积极的回应，1942年3月22日，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就“韩国独立问题”发表演讲，声称：“我们不但要主张韩国独立，还要援助促成韩国的独立，目前要援助韩国独立，最重要的是承认韩国的临时政府。”1943年2月25日，宋子文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务卿赫尔，强烈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战后攫取新土地，同时声明中国支持韩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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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23日晚，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开罗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四项提案。其中第四项“关于远东问题”中，中国提议“由中、美、英三国约定：承认朝鲜于战后得重建自由独立，并欢迎苏联随时参加。”这一提案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同。
但是到了11月26日，中、美、英三国代表正式商讨开罗会议公报时，英国将中美所拟公报中“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修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等含糊字样，并提出“如此一更改不能接受，则英方愿意将朝鲜有关一段文字全行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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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宠惠（1881.10.10-1958.3.5），字亮畴，祖籍广东省东莞市。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
中国代表王宠惠据理力争，他指出：“朝鲜原由日本侵略吞并，而日本之大陆政策，即由吞并朝鲜而开始，仅言‘脱离日本之统治’，而不言其他，则为将来留以重大之问题，殊非得计，宜于此时决定其将来自由独立之地位。王氏并谓公报中关于此点，在中国及远东面视之，实为一重要问题而不能稍加含混者。”
虽有此一番慷慨陈词，在外流亡的韩人如李承晚等也四处疾呼要求美国承认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却依然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
英国的态度自不必说，美国的态度也由于要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而出卖背弃了中韩两国，而只是表示“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应予以搁置，目前宜全力准备与战后朝鲜诸问题相关的资料。”
在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尽管蒋介石命令拨款给临时政府外交人员15345美元作为参加会议的差旅费和制服费用，但美国政府不仅拒绝韩国临时政府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联合国筹建会议的请求，甚至连会议观察员的身份也没有给予。
这大概就是小国之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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