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繁荣的一个朝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其民间富庶程度和社会经济的繁荣甚至远超盛唐，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繁荣的朝代，却在面对外敌时屡屡战败，最终被迫兵败南迁、偏居一隅。而宋朝之所以会出现“国富兵弱”的现象，主要源于其特殊的军事制度。
原因一：宋朝主力军队为禁军，号称八十万但实际战力极差
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为避免五代十国武强文弱、武将夺权的局面再度出现，开始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杯酒释兵权”将禁军兵权收归皇帝的同时，又推行“强干弱枝”的军事制度，从而使禁军成为了宋朝的绝对主力军队。
北宋初期，宋朝的军队主要由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组成，而所谓的“强干弱枝”，便是指定期从厢军、乡兵中选拔精英，组建东京禁军的制度。如此一来，直属于中央朝廷的禁军，便成为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从而有效避免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由于禁军不断从厢军、乡兵中抽血，直接导致了后者战斗力的不断下滑。《宋史·兵志》有载，“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厢军由于长期远离战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渐渐沦为了从事工役或杂役的“役兵”。而本就是不脱产武装力量的乡兵，除了与辽﹑西夏接壤地区的乡兵还保有一定战斗力之外，其余地区的乡兵更是已经与普通农民无异。
两宋时期，朝廷对外作战主要依靠的便是禁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的战斗力下滑同样极为严重。根据钱穆的《国史大纲》记载，北宋初期的禁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后经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时兵力便已达八十余万。《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八年》同样有载，“向因夏人阻命，诸路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通三朝旧兵且八九十万人，其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剩员等不在此数”。可见，八十万禁军这个数字，并不为虚。
既然禁军兵力如此充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呢?主要便是由于宋朝兵源素质的下降，由于厢军、乡兵战斗力的下降，本就影响了禁军的选拔质量，而从北宋中期开始，朝廷除了继续从厢军、乡兵中选拔禁军之外，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士兵，甚至在灾荒年份直接募集流民充入禁军。如此一来，禁军的兵源质量岂能不受影响?到北宋末期时，禁军中的骑兵甚至已经沦落到了连马都不会骑的地步。
而除了兵源素质的下降之外，由于兵力来源的极度混杂，又滋生了军队内部的严重腐败，吃空饷现象在禁军中便极为严重。到北宋末期，面对气势汹汹的金兵，禁军虽然号称拥兵八十余万，但京师三衙所能抽调的军队，却仅仅只有三万余人，以至于宗泽等人不得不临时招募军队抵抗金兵入侵。
原因二：奇葩的“内外相维”制度，导致兵无常帅、将不知兵
仅仅限制地方军队战力，赵匡胤认为仍然远远不够，他认为还必须限制武将对军队掌控力度，因此便又出现了“内外相维”制度，也就是将禁军一分为二，其中殿前军主要负责戍卫京城，而侍卫亲军则负责驻守各地。
如此，由于京城始终保持着数量极为可观的禁军精锐，一旦地方发生叛乱，朝廷便可迅速调集兵力予以剿灭;而如果京城发生叛乱，各地驻扎的禁军在联合地方军队之后，也足以回师勤王。这样便形成了内外牵制之势，国家便也就稳定了。
与此同时，宋朝还规定，京城禁军和地方守军必须定期调动，这种轮流驻防的方式被称之为“更戍法”，且将领不随军调防。如此，由于士兵经常换防，便达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目的，有效防止了各级将领对军权的掌控。
然而，“兵无常帅、将不知兵”固然防止了将领做大，但同样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将领才能根本无法发挥，军队的凝聚力和忠诚度也很难得以保证。
原因三：复杂的统兵调兵制度，军队战斗力难以发挥
宋朝官制的一个典型特点，便是权力分散，而军队系统同样如此，为了确保皇帝对军队的掌控力度，宋朝对军权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分割，再加上“以文制武”的管理方式，结果导致军队战斗力根本无法保证。
在禁军系统中，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分别负责统率殿前军和侍卫亲军，后又因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长官长期虚而不置，导致侍卫亲军司又逐渐分为了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两个衙门，分别负责统领侍卫骑兵和侍卫步兵，而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便被称为“两司三衙”。
同时，宋朝将统兵、调兵、率兵权力完全剥离，其中“两司三衙”只有统兵之权，而调兵之权则归属枢密院所有，并在战时由皇帝亲自任命率臣率军。如此一来，统兵权和调兵权完全分离，即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而“率臣”平时又不掌军，如此便使皇帝将禁军牢牢掌握在了手中。
至于兵部，虽然也属于军事系统，但为了防止宰相对军事权力的过多干预，宋朝的兵部只负责管理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等非正规军，同时负责武将升迁管理、地图仪仗等，完全沦为了服务部门。不过，兵部虽然掌管着武将的升迁，但武官铨选却不属于兵部，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则由吏部负责。
此外，宋朝还有一个对军事制约极为严重的制度，那便是监军制度，而其目的则是“以文制武”。宋朝军队在出征之前，朝廷往往会派遣文官或宦官充任监军，这些监军虽然不善军事，但却对武将拥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甚至可以直接插手军事指挥。而更为严重的是，武将甚至没有谋划军事战略的权利，这方面往往也由中央朝廷直接干预。
如此复杂的统兵调兵制度，虽然确保了朝廷对军权的严密把控，维持了朝廷统治的稳固，但也使得军队战斗力受到极大制约。宋初，由于军队战斗力极为强横，这种弊端影响尚不算大，但到了宋朝末期，这种弊端可就足以致命了。
原因四：“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宋朝基本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除了军队战斗力无法保证之外，宋朝军事长期处于被动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燕云十六州”的丢失。正所谓“失岭北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可以说对中原王朝的北方安全，是个致命威胁。
所谓幽(燕)云十六州，主要指的便是今天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包括燕(幽)、蓟、瀛、莫、涿、檀、顺、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等十六州。因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因而一直都是中原政权东北方向的重要防线，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燕云十六州丢失之后，华北平原以北便再无险可守，游牧民族的铁骑将纵横驰奔于繁华富庶的千里平原，昼夜即可饮马黄河。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失败之后，面对契丹的威胁，在丞相吕夷简的建议下，不得不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修筑大名府，构筑内部防线防止契丹南下。当然，最终的事实证明，这道防线同样不如燕山南北的天然防线牢固。
纵观北宋历史，曾为中原王朝北方防线的“燕云十六州”，反而变成了北宋北伐的屏障，结果导致北宋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根本无力主动进攻，这也是北宋对外战争以防守为主的主要原因。
原因五：北宋的敌人太过强大，辽国不同于其他游牧民族
五胡乱华之前，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同样对中原文明造成了极大威胁，但由于其相对落后的生活生产方式，再加上部落联盟式的统治模式，导致其始终无法形成强大合力，对中原王朝无法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而随着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爆发，北方进入民族大蓉和时期，虽说这一时期诞生了不少统治极为残暴的少数民族政权，但以北魏、北周为代表的政权，却也在积极推行汉化，他们从中原学习了大量先进知识，甚至吸收了相当的汉族人口，这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发展快车道。
历经隋唐再到五代十国，北方游牧民族一改之前松散的统治方式，建立了契丹这个庞大的国家。契丹不同于此前的游牧民族，除了生活生产方式与中原不同之外，其组织架构已经相当先进，不仅有着完整的统治体系，而且开始加强集权统治，并有针对性实行了契丹式的“一国两制”，自身依旧保持游牧风俗和统治方式，而对“燕云十六州”则实行中原统治模式。
也正是从契丹王朝开始，辽国、金国、蒙古、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已经完全脱离了游牧民族那种松散的结构，这使得他们能够调动出更大的力量来攻打中原王朝，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开始真正对中原王朝具备了毁灭性的打击能力。
要知道，契丹立国可是比北宋还要早50多年，当北宋还在致力于统一中原的时候，契丹已经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北宋唯一击败契丹(辽国)的机会，就是耶律贤被杀之后，可惜“雍熙北伐”以失败告终。
自“雍熙北伐”之后，北宋再也无力进行北伐，虽然此后辽国也逐渐衰弱，但北宋同样进入衰弱期，结果辽国和北宋皆被后起的金国所灭。至于到了南宋时期，面对迅速崛起的蒙古帝国，除了初期随着募兵制的推行拥有一战之力外，也只能偏居一隅苦苦抵抗。
综上所述，造成北宋“国富兵弱”局面的，除了北宋自身兵制这个主观因素外，其实还有“燕云十六州”丢失和敌人太过强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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