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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三种坏文化影响了数千年
文/马未都
中国的文化非常复杂，一两句话很难说清，但我还是想试着总结出中国文化中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枭雄文化。中国人永远盼着出现一个枭雄，中国一旦失去集权，就会陷入混乱，比如我们的五代十国时期、民国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领导人没出现，一旦出现，社会就变得比较安定。这就是我们的枭雄文化。所以，作为农民的陈胜、吴广起义时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个枭雄啊。
其次是不妥协的文化。生活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某些人一张嘴就说我这人可不能商量啊。这种心态导致中国人很难从谈判中获得利益，经常吃亏。我们解决分歧的方法要不就硬打，要不就吃亏认栽，反正都是走极端。中国人的谈判都是让人拿枪顶着后脖颈子才谈完的。没有人愿意发自内心地去谈判，也不懂得找一个中间点，双方说和。因此，在这种不妥协的文化中，社会交易成本极高。
第三是推卸文化。有事儿了先推出去，千万别找我，不是我干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画面是，在公园里，一个学步的孩子突然摔倒，爷爷奶奶一定冲过去，一定要找个事去赖，没有赖的地方也要赖到地身上。我见过无数个老太太抱着孙子拍着地说，都赖它，都赖它。这就等于从小给了孩子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出了事一定先把责任推出去。这让我们成了一个不会道歉的民族，给外人的普遍印象就是中国人不会道歉。
我小时候就不会道歉，也绝不道歉，最后都是被老师拧着去道歉的。两个人吵架，吵到最后经常是这两个人梗着脖子说“我是不对，但你也不怎么样”。这就已经算道歉了。你看外国人就很会道歉，他们经常是高跟低道歉，比如父亲跟儿子道歉，丈夫跟妻子道歉。丈夫跟妻子，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按中国的传统，总认为男比女高一头。
在西方，丈夫跟妻子道歉的事比比皆是，张口就来。可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多说一句“这事过去就拉倒了”。明白了吧，只要你家丈夫说“这事过去就拉倒了”，那已经是在跟你道歉了，你就赶紧就坡下驴别再不依不饶了。中国人的这种推卸文化导致我们严重缺乏反思精神，出了什么事一定都是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远不承担责任，怨天尤人，不是赖领导就是赖制度，总之先把自己摘干净再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
说了这么多枭雄文化、不妥协文化、推卸文化，这些都是负面的，我们也有好的文化。那就是包容。中国人心胸最宽，有容乃大。
文化可以把什么东西都牵进来。比如说我们的餐饮，全世界独树一帜，光是那些古怪的字眼，就连中国人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比如炝炒和爆炒有什么区别？这中间的分别极其微妙，中国的烹调术语能写满满一本书。西方人有什么烹饪手段啊？少得可怜，但是它能长驱直入。
改革开放没多久，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开业，那队排得一眼望不到头。然后麦当劳也来了。今天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有上万家，你出国万一人生地不熟，不确定上哪儿吃饭放心，你就去这两家，绝对不会上当。我在土耳其试过，一尝，跟北京的没啥区别，跟美国的也没啥区别，就是多了一点咖喱。你看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早餐都有炸油条、蛋花汤了，现在还有麻婆豆腐盖饭呢。
你想想，肯德基、麦当劳进入中国才多久？不到三十年。我看再过三十年，我们就得挤对得他们掂勺了。一百年后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全是厨子在那掂勺。这就是包容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们好像是在不断改变自己，其实是先让你进来之后再悄悄把你改变。我们一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以汉族为主，但是汉族人所有的生活习惯全是学来的。你的起居原来是坐地上的，现在坐椅子上了；你原来的衣服是宽袍大袖，现在都是紧身的；你吃饭过去是分餐（到了明朝还是分餐呢），清朝人让我们共餐了。
大家围在一个桌子上吃，明朝人认为是种野蛮的吃法，应该一人一张桌子，自个吃自个的。日本人现在吃饭都是一人一份，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若真按明朝的吃法，今天的我们还真不习惯了。你想想，十个人十张桌子，一人一份地吃，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在号子里。
文化是社会变革最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你不能理解文化是你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背景，你做什么事都不会太顺。所以官方今天不停地讲要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去。
美国人靠好莱坞大片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和理念。我们靠什么呢？我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走到哪儿都发现有中国人开的餐馆。我想，如果通过餐馆来输出我们的文化，那一定事半功倍。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中餐馆一般都偏小、偏杂乱，档次不高。
我今年去了一趟慕尼黑，人家介绍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中餐馆，就是有点贵。我问是不是中国人去得不多，他说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去。我去了之后发现那个餐馆的菜式都是很传统的中国菜，但它的布局和上菜方式非常西化。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化输出的场合，大量的外国人在里头悠然自得，很享受那个环境。其实，只要你让一个人从胃里爱上你这个国家的菜，他一定会对你的国家有无尽遐想。
▋在功利时代，穷则独善其身我不愿看到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谈钱的领域。功利会伤害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
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过去收藏家必须有个标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你算哪门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证据，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时标高，通过收藏，你能看到我们的商代、周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往小了说，是满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内心需求，帮他理解纷杂的世界。
不幸的是，现在基本上全社会的收藏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商业的博弈，至少99%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有人的说法都是“未来可以升值”，社会各角度都以“他是否买了贵东西”为标准。从我内心讲，非常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别人加入这个队伍，而是不喜欢把过去唯一干净的净地变得非常世俗化。
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有时也可以理解别人的世俗观，比如，宗教应该是最脱俗的地儿，但今天很多宗教场所并不能免俗；同样，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们的社会处处体现世俗的话，让收藏界变得高雅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也不愿意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与原旨无关的领域：大家都谈我赚了多少钱、将来可能赚多少钱——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
其实我能感受到功利对我们严重的伤害，甚至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伤害。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穷”是指精神上，这社会是一个精神贫穷的社会，但我一定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别人。
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人是要妥协和自卫的，你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步的成功。过去人们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愿意退回来、软一下，不会；第二，认为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没有前进的能力，每个人都好高骛远。
我们常说“励志”，但励志的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们当作全社会的励志标准，那就大错特错了，普通人就会认为上升通道不够——问题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够呢？
人光有自我判断还不够，很多人认为自己身怀绝技，怎么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为对周围环境没有判断。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缺400万个经理人。我认识的很多老板都说，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个有执行力的博物馆馆长，愿意出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但是没有这么一个人。
干不了这个活，那你还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行，但具体的事儿你做不来，然后就会埋怨：团队不好、环境恶劣、潜规则盛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生存呢？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文学修养都不够，因为社会不躺在文学上生存。当然，我们更不注重史学。这非常可怕。中国近几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来，创作者不读书、没思考。很多国内的电影，别人评判的全是技术活儿，哪个镜头用得不好，应该怎样怎样——但我一看，明摆着这导演不读书。
举个例子，同样是表达血腥，《辛德勒的名单》和《勇敢的心》都有对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单》里最血腥的一幕是：党卫军枪毙工人，“啪”一枪没响，又“啪”一枪没响，再“啪”一枪，三枪没响，滚蛋。这个工人经历了三枪，但子弹就是不响。在我们的电影里，就一定要让子弹响、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觉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单》里，不，踹开他去干活——当你看到他非常机械地干活，就会知道，人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一个施暴一个受暴，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这里面有明确的对人性的思考。
反观我们的电影，都是单纯的复仇，和《勇敢的心》差千万里。看得越多，就越觉得可笑。我这么说，不是特指电影界，只是电影是特别大众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说是民族心态的标志物。
《一九四二》的票房惨败，对冯小刚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惨败，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一九四二》已经变成一声凄厉的鹤唳——鹤呖长鸣，鹤呖是悲哀的，会传很远；但我们的电影都是麻雀窝，叽叽喳喳，说话毫无价值，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映射。《泰囧》的商业成功，很多搞电影的也看不懂，本身不可复制，再有个什么囧也不会是那样，我们整个民族没有目标。
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很多成不了体系，不像一棵树，而是永远像同心圆一样。”同心圆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就确立了老大地位，却没有老二，中国文化就没有“老二文化”。中国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枭雄，就一个，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问二三四。不信你随便抓一个人问奥运会银牌有谁，一个都说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
中日韩三国都在儒家文化圈，但侧重点不同：日本侧重忠，韩国侧重孝，我们侧重义，讲义气、两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现在刀插向别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诚，社会管理成本极低；我们不重忠诚，所以社会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说，在中国能管10个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经济危机时，韩国、日本的很多企业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存亡，愿意减薪一半跟老板渡过难关，我们可能吗？地震时，人家发放矿泉水，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就得严阵以待，以免哄抢。
讲究孝道，跟韩国不能比，你看韩国电视剧，孝道是第一位的，每个人进屋第一件事要向长辈请安——在韩国的文化输出当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们有吗？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我们老说中国法制不健全，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在秦汉时期有非常严谨的法律，为什么法律在中国漫长的极权社会中不能得以实施呢？因为用不上，仅道德一项就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当你用一道铁丝网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墙；当你用一根绳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用铁丝网；当你划道线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条绳——什么成本最低？地上划条线最低。
在国外的机场，地上划条线，没有人会逾越；在中国就得拦着，每个角上站一个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会若没有忠又没有孝，就剩下一个功利的“义”时：当我跟你讲义气的时候是求回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个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国家是最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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