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无穷] 重返「二·二八」到「江南案」凝视海峡对岸[4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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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到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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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巨大的转变中，绝大部分的往事就像滚轮一样滚过去了。很多事情只有经历多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但当时间如推土机般碾过，总有很多往事被淡忘，总有很多人被推进历史深处而不知所踪。"

1989年，当时还是汾阳小镇青年的贾樟柯，在灰扑扑的报摊前，读到一部电影的介绍，像触电般猛地一惊。多年后他形容那样的感受，“一片杀气已经上了我的脖颈。”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台湾的侯孝贤，电影叫《悲情城市》，在那年威尼斯影节上为华语电影拿下第一尊金狮奖。它的介绍这样写道：1947年，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事件”。40多年来，这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问题。《悲情城市》第一次触及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侯孝贤惊人的胆识。

《悲情城市》的诞生似乎出于天意，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它横空出世，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台湾那一段曾封印的历史。而时至今日，封印已解，我们终可以在时间之镜下，用悲悯的眼光重新凝视这一段历史。

《悲情城市》剧照

01

一切都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

1947年2月27日，即将下雨的傍晚，路灯刚刚亮起来。酒店云集的天马茶房外，40岁的林江迈，带着10岁的女儿，端着铁盒子一如往常地吆喝：卖香烟啰，整包的散烟都有……

这时候的林江迈，丈夫已经意外去世，留下她一个寡妇，独自抚养着四个孩子。她是一个很在乎尊严的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每次出门总是穿着整齐的旗袍，把头发往后梳一个小髻，脑后插一朵玉兰花或白茉莉。她对女儿讲，“人即使再穷，穿得整齐，就不会被瞧不起。”

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做一个烟贩并不容易。国民党统制烟酒产销，禁止卖私烟私酒。但申请公烟，成本太高，几乎没有利润，很多烟贩只好夹卖私烟。林江迈这天出摊，就在公烟下面也放了一点私烟售卖。

就在天快黑的时候，一个军人走过来，拿起林江迈盘子上的香烟，划亮火柴就抽起来。因为他没有先付钱，旁边的人猜测他可能是缉查队。这时，他伸手到口袋，旁边的人以为他要掏枪，问道：伊在做什么？军人付钱，转身就跑。

不久，一辆警车开来，跳下六七个烟警，直接将林江迈的香烟和钱全部没收。林江迈心念着全家就靠这个吃饭，已经顾不上尊严，对着烟警下跪哀求，“养孩子不容易，长官给条活路吧！”但烟警没有理会，而是掏出手枪，将枪柄朝她头上猛地砸去。瘦弱的林江迈顿时满脸是血，一头昏倒在地。

那些围观的群众，大多是迁居而来的闽南人，本就民风彪悍，看到自己人被虐打，很快从四面聚拢，大喊“打啦，打啦！”烟警见事闹大，拔腿就跑，为防止追击，还向后开了两枪。谁知其中一枪打中一个小伙子，当场毙命。而凶手则躲进宪兵队，群众一路包围过去，要求将其交出，但被宪兵队长直接拒绝。

第二天，也就2月28日，群众再次集结，形成浩浩荡荡三千人的队伍。他们推来一辆三轮车，上面架上从武术馆里借来的狮鼓，擂鼓抗议，要求严惩凶手。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队伍朝长官公署进发。这些人原本只想向政府请愿，但却没想到，就在距离长官公署三四十米，楼上的机关枪突然开火，对准他们进行扫射，当场打死四五人，接着，又是第二轮扫射……

随着这机关枪的响声，全台湾“二·二八”的大暴动就这样开始了。

二·二八事件

02

台湾“二·二八”在历史上，是一个与《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同等巨大的事件。但是它的导火索，却只是来自街头烟警与烟贩的一场纠纷。

其实历史上再大的事件，都是从一个很小的庶民事件开始。这件小事看似不起眼，但已经是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看似偶然，却在之前早就埋下了伏笔。“二·二八”就是这样，它其实早在从1945年开始，就铺垫了之后的大爆发。

这年日本战败，国军上将陈仪在台北总督府接受日本投降。人们成群结队，拉着红布条，以迎王师的心情，在基隆港喜迎国民党的接收。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在码头上等来的，却是一群挑着锅碗瓢盆、踩着破草鞋，军纪混乱的军队。

而令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在台湾光复之后，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加糟糕。陈仪独揽台湾军政大权，以统制管理为名，腐败得一塌糊涂。大至金融汇率、米粮物料，小至民间烟酒营生贩卖，都要剥几层皮。平日军队也是强占民宅，调戏妇女，欺压百姓，导致民不聊生。以致街头流行一句谚语，叫“狗走猪来”，狗指的是日本人，猪指的则是陈仪的部队。

直到“二·二八”爆发，台湾人积压一年多的愤怒，终于由林江迈引爆，至此台湾各地暴力冲突层出不穷。这时的陈仪，一面假装与台湾各界商谈，一面暗中调兵求援。

3月8日，来自大陆的国民党的镇压军队，分别在基隆港、高雄港登陆。基隆港的军队还未登岸，在船上就远远地开始扫射平民，以致社寮岛的海面上一片血红，漂满浮尸。高雄港的军队登陆后先沿街扫射，再冲到高雄市政府，直接往里扔手榴弹，将大批的律师、教师、正在开会的知识分子杀得一个不留。

当晚，先前与陈仪谈判的各界代表，悉数被捕并以叛乱罪杀害，协助谈判的百余名学生也被集中起来射杀。这些知识分子被屠杀的情景，在《悲情城市》中，侯孝贤只用了轻描淡写的两个镜头。但很多看电影的人不知道的是，这在现实中，则持续了人间地狱般的16天。

台湾是一个海岛，从东海岸看过去，就到了太平洋，因为这样的地理状况，搞革命的人都没路走。很多人就像《悲情城市》里梁朝伟饰演的哑巴，在“二·二八”之后，知道别人要抓他，可是逃亡时发现，无非在台湾绕一圈。最后只能颓然坐下，和家人拍一张全家福，等待最后的结局。

在40年的时间里，“二·二八”是一段消失的历史，台湾所有人只能像哑巴一样地闭口不谈。被消失的历史，过了几十年再去考证，已经变得很困难，所以至今史学家都无法确定，那场事变到底死了多少人。

只是可以确定的是，那一代台湾人在家国情怀上所受的创伤，已经无法弥补。后来作家陈映真这样说道：对内地同胞来说，当一个中国人，就好像呼吸、喝水一样不是问题。但对台湾人来说，当中国人是一件必须奋斗的事情，这些恐怕是大陆同胞不大理解的。

陈仪

03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弹丸大的岛屿，突然暴增两百万人。期间蒋介石制定“大陆人才抢救计划”，将民国时代的大批文人带到台湾。也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宣布台湾戒严，朝野一片噤若寒蝉。

压抑是那一代人的主题，但这些南渡的文人，也还是有敢说话的硬骨头，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雷震。

雷震1897年生于浙江，早年留学日本，二十岁就加入国民党，一路成为党内负责文宣的第一把手。他还与蒋介石私交甚好，如果顺从一点，呼风唤雨的权贵生活易如反掌，但他却偏偏选择了另一条反抗之路。

这年11月，台湾街头开始发行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思想政论型杂志，发行人是远在美国的胡适，但实际工作是由雷震主持。

50年代的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期，逼迫人民互相监视，彼此检举。当时台湾的全部人口还不到1000万人，而被捕、被传讯和受到调查者超过130万人，大批知识分子被处决，造成了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

在南部军区，当时军中枪决的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墙边，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结满橙黄透亮的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竿，在那里勾取木瓜。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雷震不断在《自由中国》发起对政权的抨击。在1956年10月31日，正是蒋介石迎来70岁大寿，雷震借此良机，当天上市“祝寿专号”。

这期《自由中国》封面上，红色套印“恭祝总统七秩华诞”八个大字，但内容却是对蒋介石发起全线批判。其中由雷震、胡适、王世杰等知识分子撰写的16篇文章，主题全是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与特务机构，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做准备，这种信念很少有人敢提出质疑。但祝寿专号一出，顿时搅动人心，引起全民热议，先后增印13次，印数达数十万册。

就在雷震此举轰动整个台湾之时，蒋介石在官邸气得将杂志往桌上一摔，当场下令，“给我把《自由中国》每月300美金的拨款，马上撤了！”此后，失去办刊经费的雷震为了继续办杂志，只好变卖房产，每天挤坐公共汽车四处求人，并仍坚持不断发表有关反抗政权的文章。

1960年的入秋，台北木栅镇上阳光灿烂，下午的山风开始有微微的凉意。

雷震起身去看望在银行上班的长女，中午两人到对街餐厅吃饭，席间女儿劝他停一停工作，保重身体。雷震回过神来，说：爸爸工作是不能停的，只希望他们不要执迷不悟，否则我早晚得去坐牢。我今天跟你讲这些，是要你有个心理准备。

不久后的9月4日，雷震在家看报纸时，忽然听到屋外一阵骚动，平静地说“终于来了”。就是在这天，蒋介石下令，以涉嫌叛乱为由将雷震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由此被迫停刊。

远在美国的胡适得到消息，一向斯文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禁怒道“我曾主张为雷震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他猛地拍桌子“是很不公平的！”10月，胡适返台，愿替雷震出庭，只是当局仍维持原判。

直到1970年，雷震出狱，尽管此时他在政治上已成为边缘人物，但仍被严密监控。但令当局万万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位专门盯梢雷震的情治人员，雷震管他叫老陈，经年累月之后，竟成了雷震的挚交好友。

雷震晚年在南港整理一块山坡，作为死后墓地，老陈也买下了一块与之相连的墓地，打算身后也要与雷震相伴至永远。学者陈鼓应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不但生时要和雷震在一起，连死了也不放过他呀！

雷震

04

雷震入狱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蒋氏政权对言论的高压。这件事看似简单，但却是整个社会命运的折射。以这件事情为基础，其实历史还在酝酿另外一个轰动国际的大事件。

1975年，转眼到了4月5日清明节，家家户户祭祖扫墓，悼念亡灵。

这天蒋经国来到蒋介石的病床前请安，见蒋介石已起坐于轮椅上，并面带笑容，他以为父亲的病情好转。但晚上11时20分，蒋介石心脏衰竭，在11时50分停止呼吸，最终没能熬过清明节的夜晚，终年88岁。

蒋介石在去世之后，按台湾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历史不曾给严家淦留下太多位置，他在任期间并没有实权，使得在台湾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以至于后来也没多少人记得他。

三年之后，严家淦这个“过渡总统”职责到期，立即将位置让给了蒋经国。只是这时候的蒋经国，在长期糖尿病的折磨下，眼睛、手脚、内脏均发生病变，以至于开始提前考虑权力传承。这时蒋经国的第四子蒋孝武，成为了蒋家第三代权力传承的目标人物。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意外，蒋经国的传权计划，在1984年意外地彻底破灭。

这年10月15日，在美国加州，华裔作家江南的车库内，突然传来三声枪响。警察赶到的时候，江南已经倒在一片血泊之中。他身中3发高爆开花子弹，被打穿后脑，击断小肠、胰腺，击穿左胸，在送医院的途中死亡。

江南出生江苏，四九年只身随国民党到台湾，到六七年迁居美国，发表大量文章揭露蒋氏父子黑幕。据说因此遭台湾情报人员越境暗杀，而在他被杀后台湾情报局才知道，原来他是三面间谍，真正的身份是美国FBI的线人。

事后美国警方很快通过电话录音，查到枪杀江南的凶手，是三名来自台湾竹联帮的成员，为首的是被称为“台湾黑帮教父”的陈启礼。

“江南案”爆发后，蒋经国下令展开史无前例的大扫黑行动，表面是扫黑，实际上是要逮捕陈启礼，防止案件越闹越大。但这时，一切箭头都指向陈启礼的背后主谋，就是蒋孝武。

蒋孝武在江南案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江南之死，引起了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致使美台关系一度陷入谷底。蒋经国迫于压力，只得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以后蒋家人士将不再继任。

台湾历史行进到这里，再次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将影响此后无比漫长的政治走向。

3年后，1987年的7月14日，蒋经国宣布台湾解严，共持续了38年又56天之久的戒严时期终于结束。作家宋泽莱形容那天的台湾：如同一片冰封的大海，突然听到冰层破裂的清脆声。

江南

05

从1947年的“二·二八”开始，到1987年的“江南案”，台湾在短短40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它们如拼图一般构成了这40年的历史。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影响整个台湾的命运轨迹。

但在历史巨大的转变中，绝大部分的往事就像滚轮一样滚过去了。很多事情只有经历多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但当时间如推土机般碾过，总有很多往事被淡忘，总有很多人被推进历史深处而不知所踪。

还记得那个作为“二·二八”导火索的林江迈吗？

虽然历史上她总是被提及，但总只有那么一两行字。慢慢地，人们也记不得她的名字，只是管她叫“卖香烟的女人”。她后来去了哪里，有怎么样的命运，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她和所有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一样，仿佛野草烧过后的灰烬，风一吹过，就消失了。

在1947年2月27日的那场黄昏的暴动中，林江迈在被烟警打伤后，头发散乱地被送到医院简单治疗，第二天又被转进另一家外科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当时长官公署发给她一笔医药费，共57元，但她那次所付的医药费，是整整800元。

治疗后她的头部疼痛、眩晕，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人打的她。但她最记挂的，还是希望那被没收的50条香烟，可以发还给她，让她继续生活。

此后，林江迈随着家人回到龟山老家，直到“二·二八”镇压后，社会平息，她再次回到台北。她依旧蜗居在老地方，依旧自己烧小煤炉，自己煮饭，也依旧靠卖香烟为生。

她将摆摊的地点，移到了一所小学外，那里对面是戏院，平日总有进出看电影的人会光顾她的生意。有时候卖香烟的收入不够，她就去兼职做打扫排水沟的工作，早晨天还未亮，换上旧衣服去工作，打扫好了，回家洗净，再换上素净衣服去卖烟。中午她会请人帮忙看一下摊子，回家匆匆吃几口午饭，为了省钱，总是白饭拌一点卤肉汁就凑合一餐。

她就这样安静地过她的小日子，从不提起那场惊天动地的“二·二八事件”。当年和她一起卖烟的女儿，逐渐长大成人，后来和一个特警队的军人相恋并结婚。当军人去登记结婚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他岳母的资料，问道：

你岳母这个林江迈，不是“二·二八”卖烟的那个妇人吗？你哦，踩雷了哦！

这个军人女婿说：这有什么关系？过去的都过去了。

晚年林江迈患上肝癌，身体变得越来越瘦小，但她仍然对着圆镜，借着清晨的天光，细细地往后梳一个发髻，再在脑后插一朵玉兰花或者白茉莉。63岁那年，她在医院从容病逝。

[size=5]敬请欣赏

TOP Posted:2021-02-12 17:42 樓主引用 | 發表評論

六斤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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