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无论你是办公室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还是身着厂服的厂哥厂妹。

迫于工作压力，很多人都已经牺牲掉了宝贵的双休日。

双休日，似乎从一个法定的产物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而最近，知乎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帖子，引起了大家的疯狂讨论。

“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双休，社会会变得怎样?”

 

一位知乎上的网友给出了一个看似普通，却令人深思的回答：“会变得正常。”

 

这个网友的回答如同哆啦A梦的时光机，一瞬间把所有人拉回到那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土地。

 
忘记休息了

这个被广大网友激烈讨论的“五天工作制”，可以追溯到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

 

“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即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五天工作制”除了减少了职工们的工作时长，额外的福利就是“双休制”，将周六划为休息日。

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双休日”，对于90年代的广大职工来说，是一次极具颠覆性的变革。

张国栋在《1995年，双休日改变生活》一文的开头就描写了这么一段故事。

小标题叫做“那一天，很多人‘忘记了休息’”。

1995年5月6日，星期六。30 岁出头的长沙电器厂职工张海燕跟往常一样去工厂里上班。

当她走进工厂时，发现车间的门紧锁着，才恍然大悟，这是实行双休日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

这一天，“忘记了休息”的一幕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次次出现。

1995 年 5 月 7 日 ，《青岛日报》 做了如是报道：“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全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今天我休息’，照常一大早赶到单位。”

 

 
双休制下的快乐记忆

对于“双休制”带来的生活变化，百姓们另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视台节目的调整。

1995 年前后，看电视是中国大部分职工下班以后唯一的乐趣。

晚饭之后，一家人便守在电视机旁收看电视节目。

 
20世纪90年代的温州普通家庭

 
20世纪90年代的重庆磁器口

 
1993年的云南红河哈尼族人聚居区

当时，民众的娱乐性电视节目主要为电视连续剧，比如1994年大火的经典电视剧《三国演义》。

 

 
你见过抽烟的关公么

根据《中央电视台1994年11月份节目收视率一览表》可以得知，《三国演义之赤壁鏖战》收视率为31.8%，排名第一。

 

从综艺节目那一栏里的收视率中，还侧面反映了1994年中国电视节目普遍比较单一。

而1995年以后，各个电视台根据老百姓新的作息时间，开始增设周末的电视节目，并在每天晚上的周五黄金时段开始播出有着自身特色的综合性娱乐节目。

在张国栋的《1995年，双休日改变生活》一文中，还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湖南卫视可谓是开创文娱电视节目的先行者。

《快乐大本营》于1997年7月11日，每周五晚20:15在湖南卫视首播。

《快乐大本营》是湖南卫视推出的嘉宾访谈游戏秀节目，节目以游戏为主，辅以歌舞及各种形式的节目。

 
《快本》的首期，由李湘、李兵主持

1998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开设了一档至今都耳熟能详的益智互动节目，那就是由已故知名主持人李咏主持的《幸运52》。

 
网络上仅存的2001年节目开头
 
《幸运52》于1998年11月22日起，每周日晚22:35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节目巧妙地融合游戏与知识普及，充分调动观众的参与热情。

可以说，在90年代后期，中国电视的娱乐性节目如雨后春笋一般，也给广大民众在周末之余带来无限的欢乐。

此外，当年的“五天工作制”使广大人民群众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周末安排。

多出来的星期六首先就为当时的职工们分担了许多生活上的琐事，例如购物、看病、买菜、交水电费等等。

 
20世纪90年代初，市民在电信营业厅排队报装电话。翟伟/摄

 
1996年，排队买粮油的居民

而对于当时的父母们，则是有了多余的时间将心思花费在陪伴和辅导子女上。

 
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母亲

父母们，除了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辅导子女学习之外；更多是获得了宝贵的亲子时间。

不知道各位读者有没有这样的几张照片，爸妈带你去逛当地的人民公园、动物园、博物馆。

 

小孩会在周末写完作业后，选择去一个叫“青少年宫”的地方上各种兴趣课。

 
90年代的三明市少年宫

而他的爸妈则是去饭店，或是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KTV、酒吧、迪斯科; 享受一下久违的“二人世界”。

 
90年代的disco舞厅，一个字——野

而作家霍艳曾在 《兔八七的小时代》 中写道：“1995 年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应该就是实施双休日制度了。”

补充一下：“大小周”的前身是“大小礼拜”，是在1994年3月至1995年4月实行了14个月的实验工作制，俗称“大小礼拜”制，休息两天为“大礼拜”，休一天为“小礼拜”。

双休日的到来，不仅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也是在1995年，上至北京，下达深圳、香港，纵贯南北的京九铁路铺通，铁路交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人利用双休日开启了短途旅游。

 
1996年，职工刘丽萍一家三口在世界之窗前合影（图源新华社）

交通的便利，出门旅游的客流量随之增加，也一并带动了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官网上的数据，中国1994~2000年，GDP呈增长趋势。

 

在1995年实施的“双休制”下，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支配时间；同时，周末的闲暇时光也缓解了来自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

然而，你一定不知道这个改变百姓生活状态，推动社会发展的“五天工作制”+“双休制”，其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国家往事。

 .
“五天工作制”的由来

国家的“五天工作制”并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逐步、稳步地推行的。

 
像这种员工就应该给予表扬

“五天工作制”的推广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1949年以前的中国，由于战争、饥荒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大力度的建设国家。

因此，由于建国初期的时代特殊性，新中国首先面对的是工时制度设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如果追根溯源，《共同纲领》中所提到的“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应该是新中国最早的工作时长制度。

在当时的新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先做到“不饥荒，不失业”；随后再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的劳动条件。

 
1951年，天津某工厂里正在公示生产成绩

1954年9月20日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1957年，辽宁抚顺煤矿工人照射太阳灯补钙

从那个时候开始，确立星期日为休息日，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么看，在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时候，听着怎么有点像“996”。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工作时间长的本质原因是中层领导的管理能力问题。

工厂企业在管理经验上不足，导致部分员工钻空子，上班摸鱼打诨。

作为海尔的掌门人张瑞敏，1984年被调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他曾讲述过当年工厂里存在的各种乱象：员工积极性差、迟到早退、在场子里随地大小便……

 
工厂乱象导致生产质量问题频发，张瑞敏举起了大锤砸向次货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按照工时每人年均应工作2448小时，而真正在岗位上的实际工作时间只有1800小时左右。

依此折算，实际上1人一年只上班225天，有140天是在家待着的。

在当时的“工时制度”下，由于缺乏有效率的企业工厂管理，不少职工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

 
80年代，人们在街边买鱼

 
80年代接送孩子

 
80年代的托儿所，父母大多为单位或者工厂职工

当年，这些职工常常是首尾难顾，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处理生活上的问题，结果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态度不专心。

曾经有这么一段相声，就生动地向我们描绘了那个时候，职工朋友们所经历的窘境。

 
那时候的冯巩还没有开始说“我想死你们了”

在1996的春晚中，由冯巩、牛群主演的相声《明天会更好》里，有这么一段台词精准地描述了那个没有“双休日”的艰辛岁月。

相声中，牛群所说的“礼拜天”，实际上在那个年代被称为“战斗的礼拜天”。

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职工把所有的活儿都积压在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

每周日，就如同战争的第一线，需要争分夺秒。

 
扛煤气罐、照顾子女

这不就是如今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吗？周一上到周六，好不容易的一个周日需要用来社交、文娱活动、处理一切家庭琐事。

而冯巩接的下一句则描绘出了“五天工作制”下的种种福利：双休日了，老丈人家的活儿，分两天干，白吃老丈人家六顿饭。

虽然这只是相声段子，但是在当时切实地反映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双休日的认可，也更体现出“五天工作制”的合理性。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国家实施“五天工作制”是逐步推行的。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提到另一位重要人物，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

 

1979年1月，联合国召开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会，胡平远赴美国纽约参加此次会议。大会期间，有这么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自己在美国期间，星期五下午竟然没有任何工作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告诉他，联合国实行双休制，周六、周日休息。

联合国的“双休制”令胡平疑惑不解，当他回到代表团驻地，看到纽约的夜景一片灯红酒绿，不禁若有所思。

 
1971年的纽约夜景

在他所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明明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处于垂死阶段。

“而且他们只工作五天，其他时间可以爬山、游泳，好好休息。为什么这样的国家能给人这种关怀？”三十多年后，83岁的胡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感慨道。

于是回国后，胡平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汇报：“我们国家也应该实行五天工作制。”宋健予以肯定，表示研究中心可以进行研究。

然而当时，有的职工却觉得胡平异想天开。“一周七天都干不完的工作，你还五天，怎么可能？”

不是当时的工作量大，而是许多事业单位人员冗余，上班就是混日子。

 
电影《少年巴比伦》中，在工厂里混日子的员工

不少职工利用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打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于是，胡平所在的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在1986年开始研究“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最后总结发现，五天工作制的效率，反而会比六天工作制的效率更高，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1988年的《中国科技论坛》02期上，胡平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在我国逐步实施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其中肯定了我国具备实施“五天工作制”的能力，可以稳步推行。

 

终于，1995年的劳动节，5月1日，全国开始执行“五天工作制”，广大劳动人民也盼来了难得的“双休日”。

 

可以说，中国“五天工作制”的由来十分漫长，经历了几十年的过渡，终于平稳落地。

然而，时间回归魔幻的2021年，社畜们早已忘记那个闲暇的双休日。

“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如今，只有通过网路来怀念那个“八小时工作制+双休制”的梦幻时代。

其实，更多的人早已被这个社会畸形的工作价值观所绑架。

 

因为这是一个持续加速的社会跑步机，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所有人必须迅速适应这个速度才能避免被残酷的社会竞争所抛弃。

 
90年代中期，成都，周末，人们上街挑选奥星传呼机

 
现在的地铁站人流状况

每个地铁枢纽的早晨和黄昏，拥挤的人们多会低头凝视着手机，此起彼伏地滑动着各类短视频，填鸭式地摄入信息与焦虑。

从他们呆滞的目光中，我发现他们大概确实“忘记了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