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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剧《亲爱的小孩》被顶上了风口浪尖。
剧集中，任素汐饰演的女主“方一诺”从怀孕到哺乳的全过程被赤裸裸地展露：孕期走样的身材，宫缩待产的煎熬，产后失禁的羞耻……
在母亲的生理崩溃之外，由于怀孕所引发的家庭矛盾也在镜头下聚焦：敏感的妻子，无能的丈夫，封建的婆婆，不负责任的月嫂……
一次新生换来一地鸡毛，曾经的亲密爱人也最终走向陌路。
心酸且惨烈，让人窒息。
除却任何艺术修辞的加工，生产这道门早已印照了无数次生活的戏剧性。
人性、欲望、金钱、感情，粉墨登场；
善良、丑陋、真实、欺骗，汇聚一堂。
在这道门的背后，无论圆满还是缺憾，皆是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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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节。
武汉大学中山医院的产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她对外宣称的名字叫“陈小凤”，有着一张沉默的脸，颧骨高高突起。她很瘦，哪怕是怀着孕，也只有80几斤。
陪在她身边的只有一个男人，她的丈夫郑清明——一位普通的农民，脸上带着风吹日晒的痕迹，老实且木讷。
在和医生沟通的大多数时间里，陈小凤都缩在厚厚的被子里，露出来的一双眼睛中，坠着深深的麻木。
尽管在医生的口中，她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怀孕30周，双胞胎，身下一直在出血，还是中央型前置胎盘——
通俗一点讲，就是胎盘位于宫颈口前面，堵住了两个孩子出生的大门。用医生的话说：“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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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凤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医生、护士、同病房的家属，乌泱泱的人群挤在陈小凤的病床前，不知道该怎么走向下一步。
因为啥？没钱。
医生给郑清明算了笔账：因为孩子是早产，出来后需要到新生儿科观察，而产妇手术、输血都要花钱，要是一家人平安出院的话，最少也要5万块。
5万块，可以保住一大两小三条命，但郑清明掏遍了全身，只交上了5400块。
这些钱，也还是七拼八凑，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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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主任李家福与郑清明沟通
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条件，医院给陈小凤制定了最便宜的治疗方案。为了省钱，手术之后，甚至没有给她上镇痛泵。
麻醉渐退，术后的疼痛向这个瘦小的身躯涌来，陈小凤始终一声不吭。
手术结束了，钱还是得交，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多：孩子出生后的情况并不理想，新生儿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一个小孩的费用要5至10万。
两个孩子，需要将近20万。
一张张催款单堆在陈小凤的床头，每一张都在冲着他们喊：钱！钱！钱！
但陈小凤没有医保，郑清明一个庄稼汉，家里穷得叮当响，能上哪里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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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凤丈夫 郑清明
听到消息，郑清明的大哥也带着一万块救命钱，急匆匆从农村老家赶了过来。但在巨额的医疗费面前，这一万块也只是投进了汪洋，打了个水漂，就消耗殆尽。
绝望之下，同一个病房的产妇家属支招，可以用房子抵押贷款。
兄弟俩看到了出路，立刻决定分头行动：一人在这里守着陈小凤，一人回家取房产证办贷款。
但因为相关政策规定，银行贷款的路子没有走通，兄弟二人只能去求助身边人。
此后，郑大哥回到了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借钱——
两千块钱，一千块钱，几百块钱……五万块钱找了几十个人借。
皱巴巴的一把钱攥在郑大哥手里，从百元到十元，面额不等，却同样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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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哥借钱途中
有个大哥的好友，把自己儿子结婚的彩礼钱都拿了出来给他救急。
两万块，但10天之后就要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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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边，郑清明也在着急。
看着妻子挂着的的输血袋，他若有所思。
在他眼里，输液管中流动着的是妻子的命，也是日后躲不开的债。
他反复和医生确认：“是不是就是这个贵？”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这个丝毫不懂医的农村汉子转过头和隔壁床的阿姨抱怨：“输多了血也不好，容易给人输成高血压。”
到了晚上，他踢踏着妻子的棉拖鞋，慢悠悠走出了房间。后来，听他自己说才知道，他是去了内科向医生咨询“卖肾”的事情，结果被医生骂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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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费一天天地积攒，再加上逾期还钱的压力，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他们甚至决定，只要有人能负责孩子的医药费，哪怕只是一部分，他们就将孩子给对方领养，从此与自己的亲生骨肉没有任何关系。
但事与愿违，他们没能等来“好心人”，所有的苦还是要自己硬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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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痛哭的丈夫、贫苦无助的亲人、着急上火的医生、临床好心的家属，所有人都为陈小凤与她可怜的两个女儿的生命想尽办法。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陈小凤，却始终沉默不语。她仿佛是早已明白，躺在病床上保命尚且困难的自己，其实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她听之任之，不发一言，没有哀嚎，也没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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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的产妇恰逢生产，一家人围着新生儿喜笑颜开。
这一刻，小小的病房仿佛被划分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悲苦的无奈，一边是新生的欢悦；一边的孩子是众星捧月，放肆嚎啕的康健，一边的孩子是在ICU中，命若悬丝的脆弱。
隔壁的孩子哭闹时，沉默了许久的陈小凤，突然悄悄往那边探了一下头。
小心翼翼地，唯恐被人发现。谁也不知道这个母亲，此刻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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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娟，被送来中南医院的时候，已濒临生产。
但她除了产妇之外，还有另一个身份：重危病人。
尹娟身患妊娠合并重症肝炎，凝血功能障碍，死亡率高达80%。
她自己更是有16周没有产检，在家里呕吐了十天，一直扛到孩子发动，才去了妇幼保健院，又被转进这里。
产科主任李家福描述她病情的凶险：“一搞不好，就是母子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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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娟
由于宫口已经开全，医生决定先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做大人的治疗。
又因为凝血功能障碍，尹娟产后大出血，命悬一线。医生急着进行下一步治疗，可围在手术室外的尹娟家属，却互相推诿责任，谁都不想做决定。
因为尹娟的妈妈已经去世，守在手术室外的是她的爸爸、姑姑、公公和婆婆，而那个最应该出现的人——尹娟的老公始终没有出现。
医生一遍遍地催，急得快要冒火：“让她老公来。”
家属却推三阻四：“她老公在外地”，“赶不过来”，“没有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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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不上的尹娟老公
双方的老人都已退休，每个月就2000块出头的退休金。这次入院，尹娟父亲拿出了3万块，公公拿了2万块，但是杯水车薪。
为了筹钱，两位老人使出了浑身解数。
尹娟的父亲去了当地的社区，为了求援助款，不惜自揭伤疤。
在他的讲述下，尹娟的过往被慢慢铺展：
年少时，尹娟曾被人贩子拐卖到了珠海，染上了毒瘾。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尹娟戒了毒，摆了个小摊，每天干到深夜。怀孕之后，才没了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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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娟父亲
为了给尹娟筹钱，尹娟父亲在社区待了许久，“晚上回家倒在沙发上，降压药都没有力气吃”。
看似尽心尽力，但拿出来的3万块钱，仿佛已经是他的底线。
尹娟出生后，他“处心积虑就是想要个儿子”，现在儿子快要15岁，一年的补课费就要1万多，这些钱万万不能省。
况且“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他看来，生病的女儿是婆家的责任，婆家无能，那社会就要为其负责。
他坚信“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国家的医保”，哪怕尹娟并没有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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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之下，有人打听到尹娟父亲的原单位可以帮忙申办临时救助，只需要他去签个字办手续。但是老人却有点抹不开脸，拒绝出面：“我好歹曾经是那里的经理。”
最后，面对医院里最后一次要钱的求助，尹娟父亲挂断了电话，再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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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父亲这边“走投无路”，所有指望都压在了尹娟公公的身上。
他踢踏着一双破皮鞋，跑社区、跑单位，一遍遍低声下气地求他们救儿媳的命：“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多处呼救了。”
皮鞋跑得鞋底板都掉了，他拿胶带缠了几圈，在地上踩了踩，又跑出去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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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娟的公公
公公所在的社区捐了几百块，曾经的单位也捐了些钱，但这远远不够。
情急之下，尹娟公公把自己的房子挂了出去，迟迟没人拍下，远水也解不了近渴。
而这个房子，就是尹娟小两口目前所住的婚房。
尹娟的公公不仅把房子让给了儿子儿媳，自己在城中村租了个房子住，还要负担这间房子的水电费。
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他的儿子被判了刑，因为吸毒和盗窃。
这家人口中的“她老公在外地”，不过是不想将家丑外扬。
儿媳有吸毒史，儿子又进了监狱，“所有的不幸都搞到一个家庭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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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娟公公查看儿子的刑事判决书
祸不单行。
因为母亲在戒毒期间一直服用美沙酮（一种麻醉药品），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到了肚子里的胎儿，尹娟的孩子一出生，精神就格外兴奋。
24小时不能离开奶瓶，一离开就嚎啕大哭。
刚出生的小孩，几乎都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而尹娟的孩子，一天到晚不睡觉，手脚抽搐，不见成长。
她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要与漫长的折磨相伴。她什么都没有做错，却要为父母的过错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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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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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有些不幸，是家境所迫；有些不幸，却是“自找麻烦”。
夏锦菊，是产科的“钉子户”。从发现自己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开始，她在这张病床上躺了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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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锦菊
同样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她的情况比陈小凤看上去更加严重：她的胎盘长在了上一次剖腹产手术的切口上，胎盘甚至超越了子宫基层，长到了膀胱里。
而这个孩子，是她第六次怀孕了。
之前，因为自己身体原因，她怀过五次孕，流产了四次。
这次入院保胎，她自己倒是乐观得很：“要生孩子上手术台有什么好紧张的，又不是生第一胎。”
“其实我感觉没什么，你们都搞得这么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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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那天，夏锦菊的父亲和姑父守在了手术室门口，丈夫还在广州做生意，赶不过来。
一边是九死一生的产妇，一边是无法陪妻子共渡难关的丈夫。夏锦菊的婚姻摊在无影灯下，是好是坏，旁观者也难以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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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锦菊父亲（左）与姑父（右）
手术室内，是一场生死的较量。
手术进行15分钟，婴儿娩出。
但在宝宝出生的一瞬间，夏锦菊突然大出血。一霎那，血液从她的身体里涌出。血从手术台流到了地上，止不住。
输血的速率已经达到了最大，但还是敌不过血液流失的速度。夏锦菊的脸色变得苍白，一只脚已然迈进了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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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锦菊手术中
此刻，切除出血的源头——子宫成了唯一的出路。
医生趴在夏锦菊耳边，字字恳切：“如果不把你的子宫切除的话，你的血压站不住的。”
夏锦菊却不愿意放弃再次成为母亲的机会，她恳求李主任再尝试一下：
“医生能不能不切啊，我今年才33周岁。”
“医生，你再努力一下行不行，我再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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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攸关的时刻，产妇的意见也不再作为唯一的参考。
医生找到了产房外的夏锦菊父亲，老人家二话不说，同意了子宫摘除手术。
他甚至对外孙一句都没有过问，一心只挂念着女儿：“母亲平安出来就好了。”
手术室内，这场硬仗还在进行。
手术进行30分钟，夏锦菊的子宫被摘除。
第37分钟，夏锦菊心跳突然停止，抢救之下，捡回了一条命。
麻醉科主任守着心电图，不敢动作，现在任何的轻举妄动都有可能让夏锦菊脆弱的心跳再度消失。
医生着急地催医务处拿血：“如果血库没有血，让医院赶快到外面去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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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17分钟，夏锦菊心脏第二次停止跳动，又再次从死门关被拉回。
医生联系了产房外的夏锦菊父亲，此刻除了用纱布堵住出血口，再将夏锦菊送到ICU去治疗之外，别无他法。
老父亲恳求医生，想要进去看一眼女儿，医生同意了。
从手术室出来后，他坐在产房门外，捂住了脸。
一旁的姑父看不下去，给远在广州的夏锦菊丈夫拨通了电话，生了气：
“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迅速往武汉赶，马上，迅速，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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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进行3小时50分，夏锦菊暂时脱离生命危险，被推出手术室，转入了ICU。
手术期间，夏锦菊共失血1万3千毫升，相当于全身的血液换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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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11天，夏锦菊才离开了ICU，转入普通病房。
生产这道门，对于夏锦菊来说，更像是一道死门。
一念之差，就是死生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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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房中体现的人生百态，不仅是圈层的无奈，金钱的考验，还有人性的自我。
有人心智健全，却做出“傻事”；有人看似残缺，却扛起了责任。
张颖就是这样一位在医院待产的，特殊的准妈妈。在她八个月时，她被确诊为脑瘫。
但脑瘫不是傻子。她有独特的与孩子交流的方式，在她的世界里，胎动就代表着孩子的喜怒哀乐：“小核桃又不动了，他生气了。”
“小核桃”是她给孩子起的名字。
病房里的张颖，和大众认知的脑瘫患者有些不同。她会反驳别人说她“不漂亮”的话，也会和医生开玩笑，看上去体面且活泼。
而这份体面的背后，离不开另一个母亲：张颖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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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和她的母亲
自张颖确诊以来，张颖妈妈就带着她四处求医。昂贵的医药费压得她喘不过气，“十几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
她一边工作，一边开店，剩下的时间，就要一步步锻炼张颖的自理能力。
为了训练张颖手指的灵活性，她妈妈曾炸了玉米花，沿着床边洒一圈，让张颖一颗一颗捡着吃，就这样，捡了一年。
互联网普及之后，她也立刻给张颖买了电脑，让她从电脑里去看外边的世界：“你不能把她关在屋子里，像傻子一样对待。”
她从来不吝啬对张颖的夸赞，戴帽子时，会亲亲张颖的脸蛋：“我们家张颖真是漂亮。”
面对别人对张颖智力的质疑，她也毫不犹豫地反驳：“她才聪明呢，别小瞧她。”
言语之间，全都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由衷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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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呵护下，张颖的人生向着既定的方向缓步前行。
她会自己吃饭，会玩电脑，会看书，考了残疾人的电视大学，拿了毕业证书，还自己开了一个网店。
现如今，张颖也要成为一个母亲，去呵护另一个新的生命。
和别人对话时，张颖对自己上学时候的故事记忆犹新：
“我可以不学习，不写作业，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老师都不管我，所以我的成绩也不怎么好。”
“那时候小嘛，哪里来的那么好的自觉性。”
“我最害怕的就是上小学时，我一走进教室，同学们就笑我。”
“那时候我还不会写字，我爸爸就抓着我的手……”
说到自己的父母，她擦了擦眼角流出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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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俗意义上讲，张颖是不幸的。她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脏，来面对旁人异样的眼光。
但她或许也是幸福的。她有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呵护她的母亲；也有完整且幸福，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家庭。
她的人生，从不会被这个身躯所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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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张颖家的阳台上种满了缤纷的花，“小核桃”穿梭在花丛中，像只快乐的小蜜蜂。
她长得漂亮，灵气逼人。会自己穿鞋，喜欢帮爷爷择菜，和母亲一起下楼玩时，还懂得照顾妈妈：“妈妈下楼，我就把她（的胳膊）架在我的脖子上。”
哪怕遇到危险，她也做好了保护妈妈的准备，小脑瓜里存满了雄心壮志：“我要把坏人打走，把狗子也打走！”
在“小核桃”之后，张颖又有了一个女儿“小金桔”，她健康地长大，张颖更喜欢叫她“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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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的女儿“小核桃”
陈小凤的双胞胎女儿也已经长大，在破败的房间里四处奔跑，触目依旧凋敝。
家里还欠着6万多没有还，郑清明正独自在外，打工还债。
因为种种原因，两个小孩没办法上户口，不能申请低保。郑清明的大哥解释道：“做亲子鉴定能上户口，但需要几千块钱。”
郑清明给两个女儿起名为“郑秋”和“郑心”，合在一起，就是个“愁”字。
这个家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久的苦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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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凤的两个女儿
四年后，夏锦菊身上长了些肉，不再瘦骨嶙峋。
她坐在沙发一侧，看着小儿子跟着姐姐学英语，欣慰地笑开了眼。
她好几次回忆起那个死里逃生的瞬间，她说：“我就是看到我爸爸，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其实看到我自己我还不怕。”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有时候感觉生命很脆弱，生死就在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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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锦菊与儿女
武汉军山监狱门口，尹娟染了头发，在公公的陪同下，来接出狱的老公回家。
她红色的头发像一团火，在盛夏的阳光下，像是她本身不屈的生命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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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小的产房里，用生命赌新生的妈妈们，还有许多许多——
有人欢喜。
医生王亚丹，也是一位待产产妇。从发现怀孕开始，她的丈夫就激动地在日历上记下了孩子的每一个瞬间：
3月5日，要当爸爸了！！！
4月26号，做B超，很高兴；
5月31日，第一次感受到胎动……
她们给孩子起了个小名“豆豆”，每天都要摸着肚子里的宝宝读散文，还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
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做足了准备，迎接这个生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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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丹
也有人落寞。
方萌，怀孕27周。因为得了妊娠高血压，来医院做引产。
打胎药是一粒小小的白色药片，还没有手指肚大，吃下去之后，在她肚子里陪伴了她27周的孩子就要彻底与她告别。吃完药，她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孩子出来后，方萌的丈夫看了一眼小小的孩子，小心翼翼地问：“男的还是女的？”
得知是女孩后，他站在电梯口，捂住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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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萌
有人“求而不得”。
曾宪春，怀孕30周，因凶险性前置胎盘被转院到中南医院。
她的胎盘附着在上次剖腹产的疤痕上，现在子宫基层薄得就像一层膜。只要一宫缩，孩子就会串到腹腔里。
这是她第五次怀孕了。头两胎，她生的都是女孩，“按照我们农村的风俗，必须要个男孩”。还流过两次产，因为怀孕期间干农活，累的。
她知道自己再生孩子有多危险，但她没有办法：“你没有儿子，别人就笑话你。”
生完孩子后，她进了ICU抢救，从死神手中艰难逃生。
而这个舍命换来的男孩，因为早产，在一个多月后，才从新生儿科的病房抱回家，等待命运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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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春
也有人收获“意外”。
吴爱梅，因为身怀双胞胎，在中南医院待产。
这个孩子是意外得来的。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她上了“节育环”，但环的位置发生了偏移，还是怀了孕。
某天在讨论“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的问题时，和吴爱梅住在同病房的产妇丈夫，突然高谈阔论：“母以子贵，女人生了儿子，在这个家里就很有地位。”
吴爱梅直接反驳：“女孩子只要有工作，她在家里面不管生男孩女孩，她都有地位。我不靠你养，怕什么。”
这次生产，她得了两个儿子，再加上家里的老大，三个男孩的压力落在这对年轻夫妻的头上，吴爱梅愁到在病床上“哀嚎”：“我想要女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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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爱梅
时代正大步向前，医学上也在不断攻克难关。
但生产这件事依旧是两个生命在鬼门关上的一次握手：孩子向生，妈妈向死。
母爱的伟大毋庸置疑，但在母爱之外的一切选择与情感，却让人无能为力，又百感交集。
小小的产房，更像是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有生机与死亡的博弈，人性与人道的碰撞，贫穷与金钱的角斗，羞耻与尊严的割裂……
我们在世界的另一边，看着她们奔跑、哀嚎、生产、争执、虚弱、死亡。
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不是虚幻的故事，这是真实的人间。
部分参考资料：
1、纪录片《生门》
2、新京报：生育“战争”：跨越生死的和解
3、电视剧《亲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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