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国庆节那天，全长沙放了个大假。
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全国都在欢庆，长沙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园、博物馆、旅游场所全部免费，上午我跟同学在教室看完阅兵直播，下午就乘中巴从泉塘到市区去玩，那时候泉塘还十分荒凉，学校周围尽是农田，我们从学校出来要走好远的路才能拦到中巴车，车招手即停，一停下来，车里的人都一脸不满瞪着你看，原来因为免费，上车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车里人多得能挤碎你的骨头，开不了几里地，有人晕车，吐了一尼龙袋，难闻的呕吐味夹杂着汽油味布满车内，我们都屏住呼吸，眼睛直愣愣盯着窗外，忍受着漫长的痛苦驶进了长沙市区。
原本同学们打算去新开的世界之窗，但听说人山人海，根本进不去，我们就转道去了烈士公园，公交车上有个同学还被扒手给扒了一百块钱，那时我们食堂两块多能吃一餐饱饭，一百块是我们当年半个月的生活费，同学都急哭了，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大家都穷，只能一路好言好语安慰他。
大家在烈士公园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日，打听到湖边晚上会放烟花，傍晚时分我们走到湖边，但来得晚，占不到好位置，大家就蹲坐在草坪上，凑点钱买了些饺子过来分食。
天黑后，果然放起了烟花，烟花倒映在湖水里，天上湖中一片炸开，引得我们这些湖南小城市过来的人，都觉得璀璨好看，我们或坐或卧，看着那烟花直冲云霄，心里头都有些激动，我们互相看了看大家，有人说：
“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们都好大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二十二年转瞬就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不仅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变，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波动起伏中不断变化，慢慢地，我从激烈变成了平缓，从易怒变成了沉思，看事情也不再只看局部，只盯着一件事、一个人，总是喜欢先将整体摊开一起来看。
我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跟大系统有关，你了解到了大系统的运作方式，就能更深层次地了解一件事出现的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许多事情背后的规律，也知道如何抽丝剥茧去分析一件事，
每次我把空间与时间线放长一点，就发现自己能思索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也总能站在历史的河岸上，看到更多清晰的脉络与痕迹。
二十二年前，当我和同学看着长沙烈士公园的烟花向上升起时，我们对这个国家还充满了忐忑与不解，但现在我渐渐理解了她，理解了这七十二年的变迁。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十多年，我们通常会把这段历史切成两节，就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对于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平时能接触到的人，大部分观点是认可的，而对于前三十年的历史，大部分观点是持不理解的态度。
因为在大家的回忆里，前三十年总是与林林总总的运动息息相关，从1951年的三反、1952年的五反、1956年的肃反、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1980年十万右派平反）、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1964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上山下乡、1972年批林整风、1974年批林批孔，一直到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才踩住了刹车。
这中间还发生过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线建设，以及不堪回首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
把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看起来这三十年是极不平静且艰苦的，许多人的不满情绪，也集中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当中。
但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拉长，我们会发现每一次中国完成大统一时，都会发生大约三十年左右的一次内部动荡期，为的是统一思想和集中权力，这个规律一直没有打破过。
同时，每一次统一完成时，也会伴随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新生国家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第二点是少有人注意到的，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1949-1979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或临战状态，而我们是在这种状态下推进工业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给国家内部施加了难以想像的压力，而国家必须想办法承受，在承受的过程中，间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运动。
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全年粮食产量只有约1.1亿吨，5.4亿人人均只有208公斤粮食，全国只有1000万人是产业工人，其他几乎全是农民，同时全国只有12万名工程师，合格的还只有4万名，因为没有石油、天然气等，我们主要靠砍伐森林找燃料，民国结束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2.5%（2018年是23%），造成水土流失，引发洪灾和泥石流，生态环境恶劣。
建国那年时，全国90%国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10%不是文盲，5.4亿人每年只有67万小学生入学，不到20%适龄儿童读小学，初中入学率仅为6%，能读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有11.7万，在农村，95%的人属于文盲，混到高小就是知识分子。
一直到1990年代末，我学校的老师上课跟我们说，他们当年一下到水电站，只要听说你读过大学，所有人就服气，觉得所有搞不懂的问题大学生都能解决，当神一样看他们。
而且他们对知识有敬畏之心，写有字的报纸断然舍不得拿来垫屁股坐地下。
这就是当年知识匮乏留下的后遗症。
按当时的国力，我们的土地无法承受5.4亿人的生存，只有向工业化要生存空间，我们才能活下来。
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有能力向外输出工业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而这两个大国是敌对的，我们必须从中二选一，因为美国在解放战争中支持国民党，也因为苏联跟我们在地理和意识上更接近，我们最终选择了靠近苏联。
通过英勇的抗美援朝，我们极大的震撼了苏联人，他们想不到竟还有国家能将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击退，苏联对中国肃然起敬，1952年苏联打算援建中国50个重大项目，1953年增加91个，1954年再增加15个，最后定为156个。
这些项目包括煤炭25项，电力25项，钢铁7项，炼油2项，化工7项，有色金属11项，机械24项，轻工1项，医药2项，其他还有44项军工项目等。
苏联还向我们提供了31440套设计文件，12140套机器草图和2970套技术文件等，这些资料只向我们收取了复印费。
我国根据国内矿产和交通的分布情况，将这156个项目中的50项放在了东北，其他大多数放在了中西部地区，国防企业为了安全，也尽量放在了中西部。
为什么尽量放在中西部？是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觉得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放在沿海地区不太安全。
苏联派来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搬来大量图纸和设备建成了这些项目，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知识分子学的都是俄语，到我们八零后时，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开始转学英文。
学什么语言，主要是看你在吸引那个国家的工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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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我们火柴都造不出来，叫洋火，到1957年一五完成时，我们就突然从一个纯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可以生产汽车和飞机，拥有大部分重工业的国家。
我们1956年沈飞开始产飞机，1959年产59坦克，包括核潜艇、火箭、原子弹、人造卫星等等，最早都是苏联人留下的底子。
那批苏联来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真正出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大公无私教我们完成工业基础。
但就算苏联科学家无私，苏联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1957年，一五还没有结束，赫鲁晓夫就说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其实就是想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是中国只想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革命了这么多年，就是要将一切外国势力驱逐出去，一定要做纯粹的主权国家。
我们感谢苏联的援助，但拒绝了苏联的控制。
这件事惹恼了苏联，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到9月就撤回专家1390人，废除257个科学技术项目。
此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劣，1961年越战爆发，我们支持北越对抗美国，1965年苏联援助北越，对我们提出武器过境之类的五点要求，我们只答应了一条，加剧了苏联的不满。
1969年中苏累积的矛盾在珍宝岛爆发，苏联在远东边境线陈兵110万，号称72小时能打到北京，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还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全线备战，也加速了三线建设。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讲的就是一家从东北搬到湖北的工厂，这家工厂就属于三线建设的一部分，这个宏大的项目从1964年开始干到1978年，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2052亿元。
为什么要搞三线？就是担心国家的工业被苏联一把打没了，赶紧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要是有个万一，也给中国留下工业的火种。
我们来理一下这段时间线，就会发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当时有多艰险。
建国后，我们选择了苏联，为了保家卫国，在朝鲜打退美军，这时是与苏联亲近，与美国敌对，大约与苏联有七年左右的蜜月期，这是中国难得的和平建设时期。
从1960年开始，我们跟苏联开始有了裂痕，但没有正式决裂，这时是与苏联疏远、与美国敌对，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危险期。
1969年珍宝岛冲突爆发时，我们同时跟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包围我们，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中国此时可以说生死一线。
当时世界两个老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二选一，同时得罪两边，是一个国家最最艰难的状况。
据三线子弟回忆，那时候他们家里发各种手册，包括化学战民兵手册、防核打击手册、防范生物武器攻击手册，都是按末日战争的设定来的。
可见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环境十分危险。
幸运的是，眼见中国跟苏联闹僵，美国战略家们迅速决定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过来探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转和。
1978年12月我们宣布改革开放，1979年2月即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中间其实是有关联的。
我想在这里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将自己以前三十年的努力全部否定掉，并不是说我们前面三十年就在过着愚昧的日子，然后突然醒悟过来，改革开放是指跟苏联整个工业体系过不下去了，已经跟苏联彻底闹翻了，没办法从苏联那学习到东西了，我们的国家还十分虚弱，我们还要继续学习，这时候只能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解开封锁，我们要对西方示好，融入新的工业体系中去。
刚好这也是美国想看到的，他希望拉拢我们一起干苏联。
跟打完抗美援朝之后苏联支援156个项目一样，1979年教训完苏联的小弟越南，中美关系也开始走向亲近。
但美国人可比苏联人精明多了，毕竟苏联早些年还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国人贼精，给的东西远远没有苏联好。
1980年代跟美国关系最好时，美国向中国卖了24架民用版黑鹰、转让了TOW导弹技术、帮歼8进行现代化改造（没成功）、转让了MK-46反潜鱼雷技术等等。
好在美国是西方阵营的头头，他一松口，各种日资、港资、新资、韩资、台资都涌进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开始接过中国工业的接力棒，热火朝天地开始建设。
亚洲四小龙从此躺平。
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从前三十年的一个发展系统，转换到了另一个发展系统，让国家能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不是否定，而是承接。
所以我们不能用后四十年的发展，去否定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七十多年工业化的累积，并不是前面闭着眼睛摸黑了许多年，到改革开放就把眼睛睁开了。
但为什么总有人倾向于否定前三十年呢？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客观条件的存在，是部分人对前三十年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在发展工业时，选择的道路，决定了前三十年的痛苦程度。
中国选择了前期难度最大，痛苦最深的一条路，就是先发展重工业。
因为重工业能解决工业链里两个基础问题：一是拥有了原材料生产能力，二是拥有工业机器生产能力。
日本和韩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朴正熙对不按他要求发展重工业的企业家，直接抓去坐牢，强逼国家发展重工业。
每一个从零开始发展重工业的国家，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我们常听到一句源自西方语境的话，叫“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饿死人”，因为苏联、中国、朝鲜曾经发生过，所以推导是社会主义造成的。
他们说这句话时，好像忘记了爱尔兰、孟加拉、印度大饥荒。
其实并不是这样，古巴就没有发生过饥荒，这句话是强行定义，本质是发生过饥荒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侧重于重工业，是过度发展重工业付出了代价。
我们以斯大林举例。
在列宁时期，农民允许拥有一块私有土地，交完粮食后剩下的自己支配，大家一看可行，就热火朝天地开干，到了斯大林时期，他预判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因此不惜代价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农民只能留一点点口粮，为了更好地控制收粮食，还强推集体农庄，禁止拥有私人土地，谁要是不听，就处死或流放，政府再把收上来的粮食分配给工人，或者出口换外汇，赚来的钱，再购买工业相关产品。
乌克兰大饥荒来源于此。
如果再查查刚起步时，同样侧重重工业的日本和韩国，会发现他们的农民也出现过极困难的局面，像日本早期为了对抗大清，农民的负担是大清农民的五倍，韩国在人均GDP追上朝鲜时，老百姓的生活也明显不如朝鲜，一直到达工业进步后再开始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中国一起步就重点搞轻工，大家的生活质量会好一些，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无法获得重工业的话，就没有实力实现完整主权，也会降低国家发展的天花板。
中国重视改善生活是1973年的四三方案，到1982年才全部投产，这时候已经距建国已经过去33年了。
一个大国，要获得发展的上限，开局就要点重工业，但人民会过得十分艰苦。
要让人民过得轻松，开局可以只点轻工业，人民会过得相对轻松，但国家的上限会被人锁死。
我经常看到许多人在争论，政治制度到底是“集权”好一些，还是“自由”好一些，其实我觉得要换一种思路，就是任何国家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主要是两大功能，一个是创造财富，另一个是分配财富。
这两步必须先完成第一项，才能去做第二项，是前后关系。
创造财富就是工业化，国家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在前三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苏联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苏联的集体主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私人空间没有集体氛围重要，在后四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西方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出现了一大波财富英雄，私人空间比集体氛围重要。
前三十年中国社会气氛相对紧张，各种运动不断，人们生活的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是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是重集体主义的苏联模式；
二是每一次中国完成大一统，都会发生三十年左右的政治与思想动荡期；
三是中国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战争的边缘，外部高压挤压了内部生存空间。
但这不是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是一脉相承的，换了个门派修习心法，但目标还是要做武林第一。
我们可以对前三十年提出质疑，但不能全盘否定，没有那一代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核武器、卫星、坦克、飞机，我们就是今天的越南和印度，命运被别人握在手里。
1999年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同学在焰火下相互提问，“不知道二十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22年过去了，我也可以回答那时的自己，中国基本完成了创造财富的第一步，现在正在转向分配财富的第二步。
只是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与血泪，许多人都不敢回想面对。
甚至我自己，只要想想那些年发生过的事情，读一读那时的文字，都难过得心如刀绞。
那些为了中国工业化而努力过的每一个人，或者被历史的车轮不小心伤害到的人，都是应当被缅怀的。
文章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分析事物的方法。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对与不对时，通常会意识形态优先，比如有人会说“美国模式比较好”，也有人说“苏联模式比较好”，说着说着两边就开始动手了。
我建议放下意识形态之争，转而用经济链来分析问题，当你这样思考“我们通过向苏联学习，完成了基础的重工业奠基，现在我们要发展轻工业，改善老百姓生活了，现在我们学习谁更好？”
只要能达成目的，学谁其实并不重要。
让人民富裕，并且分配好财富，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执着于意识形态，颠倒了过程与目的的关系。
执着的认定某种方法一定是对的，是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不知道灵活变动的处理问题。
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完美的过程。
最后引导我们走向复兴之路的，必定布满了坎坷与机遇，拉长历史来看问题，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其实是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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