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没有发生过人口爆炸，只有漫长的低速增长。
三胎政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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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伴的背景，是此前几年二胎政策成效不尽如人意，中国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第二年——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与生育率分别为 1723 万人和 12.43‰，双双下跌，出生人口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数值（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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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生率最拖后腿的 10 个省市中，江浙沪很是显眼，在同等人口体量的地域范围上堪称出生率最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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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范围进一步缩小到沪宁杭也就是传统江南地区进行统计，其出生率会更低
上海人生育欲望的淡泊更是出了名的。1970 年代初以来，上海人口的生育水平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而且逐年下降。从 1994 年起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 １ 以下，从很早起，新增人口绝大部分就依赖于外地移民补充。
事实上，早在 200 多年前，江南的人们已经不想生孩子了。
二百年前的人口压力
自南宋以后，江南就长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在资本与技术增长有限的传统中国，高度依赖人力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也就意味着，人口多寡几乎直接决定了经济的繁荣程度。
在南方，水旱轮作，稻麦复种，以及促使江南经济在明清独占鳌头的棉与丝，无不需要投入复杂而高强度的劳动。
因此，随着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拓殖和经济的发展，南方的人口也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直至江南取代中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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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然而，相比于人口几乎永不衰竭的持续增长，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显然后劲乏力。
南宋时期，江南的可耕地基本被开发完毕，此后再难有大面积的处女地，以后的耕地只能靠填满湖泊江河这些水域去扩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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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广阔的「八百里」鉴湖在北宋末被填成良田。如今面积仅8公里，成为市内景观湖
而代表着明清农业发展水平的众多技术，诸如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肥料的大规模投入，高产的稻种培育，利用风力的灌溉系统，在宋代的农书里大多已经出现，但一直到清中期才大规模普及开来。
越来越多的人口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均耕地，亩产量的提高赶不上人口的倍增，精耕细作即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技术停滞的铁幕依然笼罩在这片热土之上。
明后期，江南「人稠地狭」已成为人们普遍意识到的社会现象。江南的士绅对此忧心忡忡：「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徐光启）
尽管明末清初的大战乱让江南人口锐减，经顺治、康熙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江南人口再一次迈上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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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十个府州，江浙沪占有九个，苏州和嘉兴的人口密度一直独占鳌头。来源：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
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上述的江南十府一州的人口总数约为 3095.1 万，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人口数约 3797.3 万，44 年间人口增幅 23%，年均增长率为 4.66%。
到 1851 年（即清代人口最盛时），人口达到 4316.5 万，增幅为 14%，年均增长率约为 4.14%。
江南没有发生过人口爆炸，只有漫长的低速增长。越来越强的人口压力逐步加于社会，而在马尔萨斯陷阱里苦苦挣扎的人们，也逐步掌握了控制人口的秘传心法。
国产灭霸养成记
也许是因为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多子多福的美好祝愿，以及古代东方一夫多妻（一妻多妾）与西方一夫一妻的对比，现代人总是想象传统中国家庭的生育率一定远远高于同期的西方家庭，多子多孙重男轻女被当作东方大家庭最典型的特征。
然而，历史的现实远非如此。重男轻女虽然当之无疑，多子多孙却往往名不副实。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不仅比同时期的欧洲生的更少，而且是生的是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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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研究者利用安徽、北京、江南、沈阳各个阶层家族档案的人口统计，16 到 19 世纪的欧洲家庭平均生育率（10 个子女）几乎是中国家庭（5 个子女）的2倍，与欧洲家庭相比，中国家庭算是多妻而不多子。来源：《两种不同的节制性限制机制》王丰、李中清
北京的皇族和江南的士绅不能例外，即使是天生富贵的满洲皇族，也不能随心所欲生养孩子，生孩子不仅越来越少，还越来越迟。
根据皇室人口统计，1701 至 1750 年皇族中的父亲平均生育子女数是 5.63，1751 至 1820 年是 4.35，1821 至 1840 年是 4.42。皇族里的男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也在推迟，从 18 世纪的 21 岁上升到 19 世纪末的 26 岁。
而格格们，也是出嫁时间越来越晚，孩子生的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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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两种不同的节制性限制机制：皇族人口对婚内生育率的控制》王丰、李中清
江南的士绅也有类似的表现。
以江南一家庄姓宗族为例，其男丁人口在雍正以前的 143 年间以 2.436% 的高速度急增，随后转人年增 0.496% 的稳定低增长期达 82 年之久，直到嘉庆十年，开始了更低的 -0.135% 的负增长，再到咸丰六年后因天平天国战争而断崖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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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人口控制又是如何实现的？
18 世纪中后期，江南的人口密度达到巅峰，江南的士人对人口压力的感知越发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口问题。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活动在乾隆末期的洪亮吉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他指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增加速度，人均生活和生产资料愈来愈少，生活水平将持续下降；进而会导致失业增加，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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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亮吉，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洪亮吉的担忧，在当时的环境下不难理解。
对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而言，劳动力已经高度密集，儿童和晚辈参与劳动的机会与收益都极为微薄,过多生育只会让家庭背上沉重负担，生育活动还会影响妇女带来的手工业收入。
中国传统的遗产继承制度是诸子析分制,儿子越多,家里的耕地就越不够分,经济状况只能一代代恶化下去。
为此，许多家庭选择通过推迟婚龄、保持独身，以及婚内节育等措施，来控制生育。从家谱记载来看，很多家庭甚至做到了 1980 年代才强制推行的晚婚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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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曹氏与澄江范氏的「晚育」情况。来源：侯杨方《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足以保证控制人口。事实上，当时还存在着更加残酷和黑暗的办法——溺婴。
南京人汪士铎，也是一位留心人口的士人。他曾亲历天平天国战争，一度被困江宁城内，目睹了太平军的疯狂杀戮，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都大受冲击。
在他身后不愿出版的日记里，汪士铎疯狂地倾泻自己的阴暗想法。他认为社会崩溃、大规模战乱的核心原因在于人口太多，流离生乱，要解决危机就必须大大减少中国人口。
他提出的建议，包括要求全国地方官按指标杀人，祈祷瘟疫流行，奖励人民当和尚……
而人口过多的核心原因，则被归结为女人多，而解决办法就是溺杀女婴：「欲民富,当首行溺女之赏」，「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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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士铎生前不愿出版的日记
这些极端反人道的说法，汪士铎并不敢公之于众，但在当时，因贫困而溺杀女婴是全国性恶习，江南也不例外。
道光年间一位江南士绅痛感溺婴的猖獗：「有一家连淹七八婴儿者，有一月一村连淹十数婴儿者。」如此，则「每县每年所溺女孩何啻数千计。」（邹鸣鹤，《保婴会约序》）
普遍溺杀女婴的显著外观，是人口中男女性别比失调。
据官方人口计算,嘉兴府 1769 年的性别比为 138.3，1759 年为 156.5，1799 年为 136，1828年 为 131.4，其余县府也大致类似。儿童性别比差别更大。1816年青浦与奉贤两县的幼儿性别比竟然分别为 310 和 170。
这种在乡民中普遍的行为，对讲究人伦仁爱的儒家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挑战，深为社会上层所忌。康熙和光绪皇帝都亲自发出御旨加以严禁，各级政府也三令五申呼吁重视。
但司法惩罚却很微弱。《大清律例》没有规定专门的杀婴罪，在实际办案中多以「故杀子孙罪」论处，其刑罚不过，「杖六十，徙一年」，（杖共有五等，60 板最轻），实际上对溺婴几乎没有起到限制作用。
儒家士绅们想出的对策是设置专门抚养弃婴的慈善机构——育婴堂。相对于其它地区，江南地区育婴事业圈的数量之多、密度之高，足以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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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年间嘉兴桐乡的《桐乡县育婴堂单》，内容是某户家庭怕儿子以后讨不起老婆，从育婴堂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养大后作为儿媳，即所谓「童养媳」
至康熙末年，全国至少有育婴堂 96 所,江南占全国总数的 29%。至乾隆年间,专门应对溺婴弃婴问题的育婴堂在江浙各府县的普及率已达 62.5%。
至于堕胎和避孕，中医药的记载五花八门，但安全性和实际功效却很难靠的住，因为药物而死的女性不在少数，尤其是，贫困家庭未必有足够的能力运用，否则也不会出现那么普遍的溺婴。
怎样养活过剩人口
缓慢而不可阻挡的人口增长，让江南的人均耕地日益减少，纵使江南的农民使劲浑身解数将农业资源发挥到了极致，在技术停滞的传统中国，也无法再养活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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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然而作为清朝最富庶的经济区，这里的人民依然享有全国最高的生活水准。
同治年间的一条笔记写道，江南人「向在淮北，见舟人以豆饼和赤釉炊饭饱餐，且盛称其滑美，南人则唯凶年偶取以济饥，平时无食之者」。江南用豆饼喂猪，淮北用豆饼果腹，两地生活水准差异相当明显。
有学者根据 20 世纪初期的江南农民消费调查，估测 18 世纪江南农民消费水平，一个农民一天大概能消费大米（可能包含少量其他粮食）550—600 克，各类蔬菜约 350 克，猪肉约 10 克，其他荤食约 12 克，食用油（植物油及猪油）约 10 克，糖约 1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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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凯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各地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及结构调査（单位：元／户）
每天有肉吃，有油水，在前现代的中国并非易事，尤其考虑到江南还有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这一切，都依赖于江南地区的工商业转型。
转型的第一步，是农业转向多种经济作物的集约化经营。
根据民国农业调查，江南太湖流域至少有 43 种特色农产，其中粮食仅 3 种，其余不少为明清时期就已在市场流通的高端商品，如吴县洞庭太湖苑菜，湖州湖丝，洞庭碧螺春茶叶，阳澄湖大闸蟹，桐乡的杭白菊茶菊等。
更重要的一步，则是转向纺织业。
明清江南地区涌现了大量手工工场，大批雇用职业工人，吸收了江南农村和周边地区的过剩劳动力。这一现象，曾以「资本主义萌芽」的命题引发持续数十年的争议。
这些非农业人口又对商品化的粮食有着巨大的需求，而江南本地的农业结构已经转型，反而需要购买外地商品粮。
于是，国内的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在明清之际形成，且几乎都以江南为中心。江南向全国各地输出棉布与丝绸，输入低附加值的粮食与手工业原料。
江南由此成为全国以至海外贸易的一大物资交流中心地区，形成生产—商品交换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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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的纺织业直到近代依然兴盛
生产和贸易的发展，随即带动消费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在江南的城镇，众多的传统的消费和服务行业因内部分工的扩大而不断细分，形成多层次、大大小小的行帮业群。
正如今天一样，消费服务行业是最能吸纳就业的领域，而社会职业分工愈细，也更有能力吸纳劳动力。
据《苏州市志》统计，苏州共有行业公所 199 个，最早的是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的丝织业吴郡机业公所，其分化程度令人惊讶，连腊肉豆腐火腿都细分出自己的行业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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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分工细化的大趋势下，即使是「甲第起家，簪缨奕世」的江南望族们也纷纷下海经商。
随着工商业转型，江南地区逐渐看到了迈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曙光。但这道仅能独善其身的曙光，很快就被其他地区的人口危机所掐灭。
在广袤中国的其他部分，过剩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日趋白热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西。
道光年间，由粤东迁来的、因本地人先占而无法涉足平原丰腴土地的客家人，在人口压力下开始离开贫瘠的山区，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与当地土著争夺田宅水源，甚至坟地。
「来（客）土之争」日益积累的矛盾，只待一丝火星就能够燃起赤焰。它将烧遍大半个中国，并以江南的脂膏燃达到辉煌的顶点，顺便将江南地区的过剩人口「解决」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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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烈的太平天国战争，导致江南损失了六成以上的人口。资料来源：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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