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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国省份都在倾力打造自己的“网红城市”，浙江的村庄们，却各自默默努力，然后惊艳了所有人。
干净规整的道路、明亮别致的小洋楼、恰到好处的绿化，走在浙江农村，你甚至误以为自己到了某个西欧发达国家。
尽管中国城市排名上下波动，但要给全国农村进行排名，能和浙江较量一下的，估计也就只有江苏了。
浙江农村为什么修得这么豪华？浙江农民怎么就这么有钱？
浙江农村，豪华和审美同时在线如果你对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没Wi-Fi、没厕所、没娱乐，不干净、不方便、不舒适，那么浙江省的高配农村，足够让你大开眼界。
当有些地方还在宣传农民上楼、通水通电通暖气的时候，浙江农民早就不满足于蜗居生活，大刀阔斧地盖起了自己的独栋别墅。
浙江统计年鉴上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数据：2019年，浙江农村的单栋楼房比例已经达到89.4%，而且这个比例已经连续上涨了很多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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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农村别墅成群三四层楼的大宅子，光厕所就有五六个，大飘窗、罗马柱，还自带小庭院。阔气的人家甚至不满足改造房子，而是直接将园林景观搬到院中。
道路两旁的联排别墅，让你以为路过了城里的东方雅苑、世纪公馆；走进屋前的庭院，你仿佛掉进了爱丽丝仙境；推开重重大门，就像踏进了某座西欧城堡，一抬眼却发现，它们都有着最接地气的村名。
更酸的是，旁边的浙江朋友还要不动声色来一句：这是我们十年前的标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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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仙境的浙江乡村的确，显赫气派还只是他们对住宅的基本追求，浙江农民让你respect的是，他们不仅有钱，而且审美在线。
遍地可见的“新亚洲风情”、“欧式风情”就不说了，浙江农村还讲究一村一景。
位于杭州富阳区东梓关村的“杭派民居”，就满足了无数文艺青年对于“诗意栖居”的想象，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清爽整洁，被誉为“最美回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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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4日，浙江杭州，富阳东梓关村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而宁波奉化的滕头村，早在2007年，就被联合国评为首批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甚至还拥有自己的5A景区[2]。
将宅子修好还不够，浙江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场所，才是让别地农村自愧不如的地方。
作为“浙江第一村”的花园村，坐拥全国最大的村级医院、学校、商场，和最高的摩天轮。甚至连高层住宅、会展中心、大型商场、图书馆这些“城市设施”，村里也一应俱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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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9日，浙江宁波，奉化滕头村风景旅游区如果说花园村是个特例，那么在更普通一些的浙江村子，你同样能看到分类垃圾桶、公共卫生间这些城市中都不一定普及的公共设施。
在一些村庄，你甚至可以参观村庄自己的历史和民俗展览馆、图书馆和书法室。浙江农村丰富的精神生活，让每天两点一线的城里人纷纷汗颜。
建筑师王澍说，中国未来的乡村，将要朝“隐形城市化”的状态发展，既能保留山水文化，又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4]。而浙江农村，又一次早早立在了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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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9日，浙江嘉兴，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中心工人在处理垃圾就在去年，“浙江第一村”花园村被列为浙江省第四批小城市培育试点，这是目前榜上的第一个村级试点[3]。
在这之前的2018年，作为首批试点之一的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就已经撤镇设市。从小渔村到1984年建镇，再到设市，龙港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5]。
从住宅到绿化，从基础设施到文化空间，浙江农村从里到外，可都太豪气了。
豪华农村，不是一日建成的其实浙江农村，也并非一直这么豪华。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浙江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2.6平米，很多房屋还都是破旧的砖木结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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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鸣鹤镇，当地民众欢迎侨胞返乡考察当时的村庄环境也并不舒适，淳安县下姜村的村民回忆：
“下姜村的露天厕所、猪圈、羊圈多达154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最怕下雨，因为村道都是土路，下雨后非常不好走。更严重的是，下雨后，从村里100多个露天厕所渗出来的黑水，会沿着山路一直流到河里[6] 。”
好在贫穷的日子并不长久，一波建房热很快兴起。1981-1990年，浙江近80%的农民都建了新房，原来的土坯瓦片木梁，被换成了钢筋混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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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满载而归的苍南宜山农民。80年代，苍南宜山共有几千名专业或兼职推销人员从事长途运销，给宜山的土纺土织业带来新的生机八九十年代建筑样式不多、施工水平也有限，新兴的富人阶层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财富，建起高大的楼房，在周围一片破旧低矮的房子中就仿佛鹤立鸡群，极大满足了虚荣心。
农民自主建房是这时候普遍的建房模式。建房如同吃饭，丰俭由人。农民根据自己家底和审美偏好，担任自家宅院的总工程师。后来我们熟悉的罗马式、哥特式、中式风格穿插混搭，洋土随意结合，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了[7]。
我们在中国其他农村见到的魔幻现实主义民居，浙江不是没有，只是曾经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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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遂昌，王村口镇很快，浙江省政府开始积极插手。2003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个工程推广到全国，也是16年以后的事了[8]，这个时间差，让浙江乡村换新遥遥领先。
工程首先针对的，就是农村“脏乱差”这第一张名片。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各类大大小小的整治工程，在浙江一万多个村庄里快速推行[9]。
紧接着，农房改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被列入整治任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建房模式受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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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村民居政府往往邀请专业的设计和建设团队加入，统一规划和施工[7]。专业设计师的加入，就像打开了付费款的美颜滤镜，让浙江乡村在网红道路上狂飙猛进。
他们不再满足于原来的洋土结合、风格迥异的自建房，也拒绝“兵营式”整齐排列的死板布局，在建筑风格上开始融入村庄的历史文化，追求一致风格和个性需求的平衡。
以东梓关村为例，政府为了避免村民各自建房，破坏村落的整体格局，先安排村集体统一征地，再外包设计公司和建筑公司，统一进行规划设计和代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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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富阳区场口镇东梓关村虽然质量和颜值双双提升，但造价也蹭蹭蹭地上去了。
东梓关村的民居建设，虽然政府出资1300多万，提供了煤气管道、网络、绿化景观、道路这些配套设施，并且将最终造价压缩到1376元/㎡[10]，但村民购入依然需要30-50万，更别提装修费用，据村里老人回忆，条件好的家庭，光是装修房屋就用了“70多万钞票”[11]。
而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村集体和农民投入也占到了全省村庄整治资金投入量的57%[12]。
浙江农村为什么这么有钱？农民的钱从哪里来？
先致富，再建房先看一个数据：2019年，浙江仅有10.5%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比全国平均的一半还要少。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初，浙江54.9%的农业从业者，也比全国平均低了近8个百分点[1][13]。
农民不务农，浙江农村豪宅背后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
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而浙江农民自古却是“工商皆本”。早在农村“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农民就顽强地将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钻空子”式的发展非农经济为他们攒下了第一桶金。
当生产队平均分红15块一个月，农民想方设法溜出去当挖鱼塘的包工头、工厂的临时工，赚上六七十块，而在家的妇女通过做挑花边这样的副业，每月也能有20-25块的收入，“锄头勿如针”，足见当时非农经济的火热程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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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0日，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北岳村，一位农家妇女在操作编织机，为企业老板加工羊毛衫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民更是按耐不住，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打造起自己的民营经济帝国。
80年代，乡村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民提供了一些本地就业的机会。
在当时经营效益不错的乡村企业中，员工收入甚至大大超过城市企业工人。1987年，浙北某乡的乡办企业采购员年薪4000元，而1988年上海工人的平均收入才1885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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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桐乡的一间服装生产车间正是这些民营经济的成功，让浙江农民的腰包一天天鼓起来。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65元，略高于全国平均133元；但是到了2000年，浙江上升到了4254元，是全国平均的1.86倍；2019年浙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万，这个差距也一直维系着[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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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5日，正值蚕茧采收时节，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农民现场采收加工蚕茧房子是面子的象征，也是婚姻市场上的硬通货。买房置地，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不变的梦想，富裕了的浙江人也不例外。
另外一边，浙江的乡镇企业也在不断给乡村改造输血。
“村企合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营形态，工业发展起来后，既能直接改善村民生活，又能反哺村庄建设。花园村的花园集团、滕头村的滕头集团就是典型代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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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超过了一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六七万元。而在花园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3.5万元，是全国人均的两倍之多[17]。
自1981年开始创办企业以来，花园村就开始投资进行旧村改造。除了修路绿化、通水通电这些基础设施，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学校都陆续兴建，只要拥有村民身份，就能免费享用[16]。
2020年，浙江民营企业占到了企业总量的92.3%，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到了全省税收的73.9%[18]。在全国民营经济500强中，浙江有96家入围，毫无悬念地排名榜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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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1日，浙江金华民营企业自主研制通用飞机GA20首次公开试飞。这是国内首架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发、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飞机这个庞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80%以上都出自草根[20]。说浙江藏富于民，尤其是农民，是名副其实的。
正是这些想当老板的浙江农民，凭借着个人智慧、整合当地创业资源、开拓海内外市场，将自己的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赚到盆满钵满，回到家乡，盖起一栋栋豪宅。
所以说，永远不要小看你身边的浙江人，他们有一天，可能就是登上财富榜的大企业家，而他们的家，就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凡尔赛宫。
作者 | 田一叶
参考资料：
[1]浙江省统计局.(2020). 2020浙江统计年鉴
[2]浙江在线. (2017). 中国滕头村发展模式缘何受到联合国好评
[3]第一财经. (2020). 浙江“养城”：强镇后轮到强村，龙港之后还会新增哪些城市
[4]人民日报. (2018). 建筑设计带动乡村变革（设计之美·设计下乡③）
[5]新华网. (2019).“农民城”温州龙港镇“撤镇设市”
[6]浙江日报. (2018). 从“住有所居”到“宜居乐业”——看浙江深山农房大变身
[7]徐亮. (2019).建筑师介入下的乡村住宅建设模式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农林大学.
[8]新华社. (201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
[9]生态环境部. (2019). 美丽中国先锋榜（8）｜浙江实施“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的生动实践
[10]浙江省创意设计协会. (2021). 东梓关，最美乡村设计实践
[11]梨视频. (2017). 航拍最美回迁房，住进吴冠中水墨江南
[12]余丽生. (2014). 财政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浙江财税与会计
[13]国家统计局. (2020). 中国统计年鉴2020
[14]蒋勤. (2006). 浙东 N 村人民公社时期的非农经济. 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
[15]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2001).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16]陈至发.(1998).村企合一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浙江花园村发展村级经济的成功经验. 乡镇经济研究(02).
[17]第一财经.(2020). 浙江“养城”：强镇后轮到强村，龙港之后还会新增哪些城市.
[18]浙江省统计局. (2021).2020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9]经济日报. (202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峰会在浙江台州举办
[20]吕惠明 & 章合杰.(2014).农民企业家创业精神形成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08),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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