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期：漂在香港：创业者关了2家店，中产开始加强孩子的爱国教育

 

 
如果要给香港这座城市描绘时间点，着重的是这几个：公元前214年，被纳入大秦版图；1842年，被英国侵占为殖民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2019年6月起，香港出现修例风波。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6月前的香港和6月后的香港是不一样的，是分裂的。本期有三位在香港工作学习的内地人接受了我们的拍摄，讲述了他们数月来的亲历以及所做的选择：来自内地的大学生小可继续留在香港做毕业设计；创业者戴欣关了两家门店，考虑未来出国；中产妈妈路路决定加强孩子爱国教育。 图文：Edison 编辑：粽子 实习生：邹文昌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2019年11月26日，小可在香港浸会大学校门前。 小可（化名），江苏人，2017年大学毕业后赴港读研，目前是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生。她和两个内地同学在外合租，月租金5000港币。住所离学校大概有半小时路程，需要先乘坐地铁再转小巴。

 
2019年11月26日，小可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书柜上贴着她从世界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 受香港持续几个月暴力示威活动的影响，室友们都陆续回到内地。但小可选择留在学校做毕业设计，她认为学校实验室的环境更为安静，更适合学习。 按照原计划，12月份小可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然而学校决定提前结束本学期，毕业论文答辩事项往后推迟，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时间安排。这段时间，小可很少外出，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在学校实验室。

 
小可正在学习粤语。 小可认为：“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来香港很久也不说粤语，从客观上也会造成和本地人沟通不畅，虽然我粤语说得很蹩脚，但还是很愿意去学习，这能让我更贴近本地文化。” 香港的生活和内地相比区别很大。由于性格独立，适应能力强，除了租金有些贵，刚来香港时小可并未觉得不习惯。几年前，在芬兰做交换生时，小可认识了现在的香港男友。在她看来，香港本地人更注重规则，在生活中会更注重体面，家庭关系更为紧密，性格也更保守、更东方。

 
小可在学校。 作为一个社会学方向的学生，小可会主动和不同意见的人聊天。“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去思考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偏向某一方。” 小可一直都在关注香港问题，“2014年‘占中事件’后，香港社会的许多矛盾就已经显露出来，我觉得此事件的核心还是信任缺失。造成暴力事件不断的原因也很复杂，也有两地人民长久以来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也有许多历史因素。”

 
2019年11月23日，香港尖沙咀地区，暴力示威后，道路两边的砖块被示威者们撬起，当地人的生活依旧。

 
2019年11月23日，香港尖沙咀地区，马路边堆满了示威后留下来的杂物。

 
2019年11月23日，人行道上的砖块被示威者们撬起。

 
2019年11月25日，香港尖沙咀地区，由于示威活动，警方拉起警戒线。

 
2019年11月27日，香港尖沙咀，上班高峰期，人们路过一家中国银行，在此前的示威活动中，许多中资银行门面被示威者破坏。

 
小可非常喜欢港式美食。 “我的父母也会打电话询问情况，问我想不想回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男友在这边也能相互照顾，父母也就放心了。” “我曾在家里听到周边暴力示威活动的声音，会避免靠近这些现场。示威活动主要在周末，我周末一般不会出远门，出去的话也会提早回家。”

 
小可在回家路上。 未来小可希望能够继续在香港完成学业，有机会出国深造并从事研究型工作。

 
2019年11月27日上午，戴欣前往照相馆途中。 戴欣来自浙江，是一位80后港漂创业者。他2009年来到香港理工大学深造，学习IT专业，毕业后在香港一家央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看到许多求职简历上的照片拍摄得很不专业，他逐渐萌生了在香港创业开设摄影工作室的想法。 刚开始创业时，面对高租金，戴欣尽可能压缩成本，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白天接待客人，晚上想方设法进行推广。为了省钱，他在自己工作室的沙发上睡了好几年。几年时间里，他在香港已经有五家连锁店，成为香港本地顶尖摄影服务商之一，也雇佣了不少当地人。

 
中午，戴欣来到中环码头散心，他特别喜欢在午休时间出来走走。 刚来时，戴欣对于香港的印象非常好。 “初来香港，在红磡，我遇到一个本地人，他一看我是内地电话，就主动把他电话借给我用——其实我只是简单问个路。我就感觉，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2014年‘占中事件’以后，人际关系变得敏感起来”。2019年6月之后，戴欣突然发现，自己和本地朋友交流有了隔阂，“可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想法”。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能跟本地人相处，一些老朋友知根知底，哪怕有不同政见，大不了我们不聊不就行了。”

 
戴欣在中环的码头边拍照，为自己留下一些生活的记忆。 在戴欣看来，现在日常生活“谈不上多危险，只是在那样的氛围下，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有一次戴欣在中环的店里，听到外面有游行队伍经过，“楼下的大门马上关了，闻到了催泪弹的味道，警车呼啸而去……” 几个月以来，戴欣开始适应新的“日常生活规则”，“比如注意说不在街上大声说普通话，不去游行的地方……”。 生活还在继续，但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我们的客人不是游客，而是本地人。很多人觉得危险，就不出门拍照；另外一些公司客户的收入降低，就减少了拍照预算”。几个月来，戴欣发现自己的摄影工作室订单量下降明显，店铺每年50多万港币的租金让他倍感压力。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他只好关闭了两家，现在只剩三家店还在运营。

 
戴欣主要负责店里的管理和推广工作，店面10点开始营业，但“因为交通时常有意外，怕同事迟到，我就看哪个店最早有客户预约，就去店里等着，等员工和客户来。”

 
戴欣通常会选择一些快餐店解决自己的午饭。

 
戴欣在家里的客厅看电视新闻。 他平时在家里一边用电脑处理工作，一边开着电视关注时事新闻。持续的冲突爆发后，他开始更关注本地新闻，“因为中环的示威活动很多，看新闻就知道我的店第二天能不能开门”。

 
来港十余年，戴欣坦言， “虽然有些本地朋友，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内地圈子。大部分港漂都一起玩儿，吃饭，爬山，逛街。本地人和内地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大家看的新闻，关注的事儿，完全不一样。大家在一起辩论，也聊不出一个结果来，因为从根上的判断就是不一样的。”

 
戴欣在家里与在内地的父母进行视频通话，事件发生后，父母很关心他的安全问题。 在戴欣的内地朋友和家人看来，“都觉得香港好像特别危险，就是感觉到处战火纷飞”。尤其是11月以后，很多家人朋友都建议他不要待在香港了。“我会跟他们解释，只要你不去那些发生冲突的地方，按照自己原有的生活节奏过日子，总体上还是很安全的。”

 
为保持身体状态，戴欣每天晚上都会去附近的健身工作室健身。

 
2019年11月23日，香港尖沙咀地区，一位道路施工人员在修复被示威者破坏的路面。

 
戴欣在健身房。

 
戴欣在家附近超市购买生活物品。

 
戴欣在位于自己家附近的海边散步，拍照留念。 对于香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戴欣说：“有时候突然醒来感觉不可思议，是不是在做梦？香港怎么会走到这里？感觉自己经历了一段历史，以后要写进教科书的历史。”

 
下班后，戴欣乘坐自己最喜欢的叮叮车回家。 对于未来，戴欣希望香港能够恢复往日的平静，他相信所有的人，无论什么政治理念，都不会希望香港变成一个充满暴力、交通混乱、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回到一个正常轨道上去”。 “其实2019年6月之前我是做好了从5个店开到8个店的准备。我最多时有40多个员工，现在只有不到20人”。 现在，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只留一个店我还是有信心的，不管怎么样还是能盈利的。之后，我可能去新加坡或澳洲，去找找机会。这就是此事件对我最大的改变。”

 
2019年11月28日，路路在位于铜锣湾的办公室附近。 路路（化名）来自广州，她2006年到香港读法律，2007年毕业后留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现在她已在香港成家立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 “从小是看香港电视长大的”， “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形象，整个社会很文明，聚集着很多精英人才。” 在香港工作生活的头几年，路路深深体会到了这个城市浓浓的人情味。“我以前在香港读书时，曾在公车上遇到一个因为晕车呕吐的乘客，旁边一对素不相识的年轻情侣给她递纸巾，安慰她没有问题，还帮她清理车上的呕吐物。我觉得那时香港人很善良和温暖。还有，我当时英语不好，很多本地同学借他们的笔记给我复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坦诚。”

 
路路在一家中环的餐厅用餐。 工作之后，路路也感受到这个城市高效和公平的一面，“能够让不同的人发挥自己的才华”，这也让她选择继续留在香港。 由于自己也讲粤语，来香港之初，路路没有遇到身份认同的焦虑，“我在香港遇到的本地人都很好，不会区分我是香港人，你是内地人。” “2014年占中时，中环一带交通瘫痪也很严重，但这个话题在我们和本地人之间并没有成为禁忌，大家还可以相互交流观点，然后各自保留立场”。 然而，“2019年这一场风波，到现在完全沒有可以平和交流的氛围，沟通起来非常难。”

 
路路望向窗外的香港。 风波持续已半年有余。从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开始，路路发现事情变得愈加严重起来。令她出乎意料的是，香港社会认同和支持示威者的舆论占据上风。“随着事件进一步升级，慢慢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殴打市民的暴力行为。当时我们相近背景的人都会觉得很愤怒，但部分香港市民对暴力行为的反应，我们仍然感到不可思议。” 路路所在的中资银行，也成为黑衣人攻击的重要目标，“突然间才发现，为什么？什么时候我生活的社会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他们好几次发动 ‘三罢’，动员学生去堵地铁站的闸机，设路障。我平常上班路上大概就1小时，但有一次，我全程用了5个多小时。” 路路的丈夫从事保险业，“因为社会动荡，很多内地人不愿意来香港，人不来香港就没有办法去投保签单，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周末，路路带着自己三岁的女儿前往美术班，路过一个游乐场。 “我们在香港生活，其实也不至于那么危险。当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你肯定不能去暴力示威的地区，你也不能去有黑衣人的地方展示国旗……” 路路之前参加了一些撑警的游行聚会，“你至少站出来，让警察知道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给他们精神力量。” 路路说，好几个团体组织了撑警活动，“众筹买装备，买补给，还制作了心意卡，送锦旗到警署去。我们在为香港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路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的教育是她现在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许多香港年轻人包括学生参与暴力示威，让路路为自己孩子的教育感到担忧。她说，很多港漂在讨论离开，是因为担心孩子的教育，“很害怕小孩子跟自己出现三观不合，给未来家庭和谐埋下危机”。 香港这几月的风波，“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肯定要加强对小孩子的爱国教育，包括带他看阅兵，教他唱红歌，假期也会注重多安排他回内地到处看看，增强孩子身份的认同感……” 今年，是路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第14个年头，自认为是“小中产”的她欣赏这个城市的种种便利，诸如“公立医疗非常便宜”“整个社会保障的体制很完善”……她很希望能够在这座城市继续正常地生活下去。 但是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回内地了。” 对于路路来说，回内地，“就是一张车票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过去14年在香港积累的人脉、资源、网络……重回内地，她会失去很多，也需要重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