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 中国钢琴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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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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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山河小岁月”，又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文｜阿舒

引用

阿舒的话：写完这篇，时钟显示凌晨三点，一片漆黑，万籁俱静，只有热泪盈眶和心碎。想写顾圣婴已经很多年了，总是不愿下笔，是不忍，因往事过于悲惨，如古墓里出土的丝织品，经不起最柔软的触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顾圣婴这个名字就这样被忘记了，几年前买的曹利群先生编写的《缺失的档案》里有她的乐曲二维码，扫一扫，发现只有二百多次点击。曹先生查阅了顾圣婴的档案，惊讶的发现，我们以为有的，其实一无所获。一如我们不知道，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屈辱。除了追悼会上的哭声，那些在顾圣婴们身上和心里留下伤痕的人们，集体保持了缄默，并把这样的悲剧统一归咎于两个字：时代。时代放大了人心底的恶，也许只是一瞬间的，却足够酿成惨剧，伤痛不仅属于逝者，也属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谨以此文，献给顾圣婴们。

1964年5月13日，比利时布鲁塞尔。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第二轮比赛刚刚结束。

中国代表团派出的选手顾圣婴对于自己的第二轮弹奏很不满意，在日记里，她这样评价自己的表现：

但她的房东太太告诉她，大家都觉得她演奏得很好，尤其是她弹的肖邦，“许多人都流泪了”。

实际上，她已经连续发了十天的低烧，同时伴有失眠、肩颈疼痛和咳嗽，这是典型的赛前压力综合症。这个26岁的少女心中有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比赛本身，也来自赛场之外。

想要去看一场美国选手的演奏会，会遭到代表团成员的反对——

引用

“明晚有一个美国人 William Alton在艺术宫小厅演出，这是比赛参加者美国比赛的头奖获得者——卡洛里亚的教授。我说既得了卡，就去听听吧，他一定要打听此人政治面貌，又怕去听了给记者报道。其实作为普通听众，谁来注意你呢？又不要和此人建立友谊，何必多究呢？”

看见熟悉的苏联选手，明明内心“还是很喜欢她”，当对方向自己打招呼时，却只能漠然面对——因为她来自“苏修”。在莫斯科转机的时候，她在机场独自走了走，也遭到了团员的警告，“勿独自行走，警惕啊！”

日记里，顾圣婴每一天都在为自己加油，“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她不知道，正是这样的想法，使得她压力倍增。甚至，她有些困惑，为什么其他选手看起来都那么享受演出，那么放松——

引用

“看看其他选手都不像我这样紧张，是他们会安排，还是我过分？？深思！”

带队的丁善德先生在第二天和她谈了一次话：

引用

“丁院长聊起民族化、群众化，聊起我们四个钢琴家，聊起我们喜欢北京还是上海，后又说到我的家庭问题，谈到团的工作，说到入党问题，先我将考虑李名强的入党问题，要我回去也……说现在将吸收一些（丁院长的提法是较令人惊讶和感兴趣的）。”

家庭问题，是顾圣婴内心中，一座隐秘而沉重的大山。

1964年，是顾圣婴成为“杀关管”（处死、关押、管制）子女的第九年。

九年前，1955年8月，她的父亲顾高地在家中被逮捕了，当着她的面。

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父亲对自己说：“你要好好练琴……爱国家，爱人。”

她站起来，望着父亲，说：“我爱国家，也爱爸爸。”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危险的，无数家庭因为一句“划清界限”而分崩离析，如果爸爸是坏人，还能爱爸爸吗？

但这是顾圣婴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爸爸是顾圣婴音乐生涯的引路人。

顾高地，我最近一次发现这个名字是在蔡廷锴将军的回忆文章中。他曾经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锴秘书，参加过淞沪抗战。抗战中，他担任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曾经帮助过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而这成为他入狱的直接原因——涉及潘杨案。

抗战胜利之后，顾高地对于国民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他回归家庭，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对于女儿顾圣婴的培养上。

我找到了顾高地夫妇的结婚照，这样美丽的父母，培养出这样多才多艺的女儿，一点也不奇怪。

顾圣婴很早就展示出了音乐天赋，她五岁入中西小学学习，被中西小学钢琴科主任印贞蔼青眼相中，得到特别指导。同样看出她的天分的还有她的邻居傅雷，傅雷为她介绍了钢琴老师，还曾经亲自辅导过顾圣婴的功课。有一次，傅雷在家里听完傅聪和“小朋友”弹琴之后，严厉批评了傅聪，因为他听出小朋友比傅聪弹得好——害傅聪吃排头的小朋友便是比他小三岁的顾圣婴。

顾高地被带走的同一年，傅聪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他成为第一位在肖邦大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

五十年代是中国钢琴界的黄金时代，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和殷承宗被称为“五圣手”。他们各有擅长，百花齐放，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还是前两天刚刚因新冠去世的傅聪（傅聪的故事讲述者很多，我在本文中不再赘述）。

比起傅聪弹奏的肖邦，外行如我，却更喜欢顾圣婴的风格。尽管她留下的肖邦曲目并不多，带着一点哀怨凄沉，但时不时又透露出一种力量，仿佛前方有光，微弱但是充满韧劲儿。

一种特有的庄严，是藏在柔弱外表背后的，铮铮然。

就像她说的那句，“我爱国家，我也爱爸爸。”

5月22日是星期五，顾圣婴上午的心情很不好，因为临时安排她去合乐队，和指挥的合作不是很合拍。下午回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得以和一位美国钢琴家交流，他们谈起了她的老朋友傅聪：

引用

“此人还不错，想到中国去，读了好些有关新中国的杂志。我喜欢他，较之其他几位美国人朴实，他也认识马思宏、董光光、傅聪，他说傅还是想有一天能回到中国去的。”

1958年圣诞节，傅聪在一位英国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偷偷买了机票，从华沙飞往伦敦。飞机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国外通讯社已经发出了傅聪出走的电讯，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在叶永烈先生的《傅雷与傅聪》里，楼适夷曾经回忆，自己受傅雷托付，在傅聪短暂回国期间去马思聪家里探望过他。傅聪显得“思想比以前活跃很多”，不断谈到当时的敏感话题苏联和波兰问题。楼适夷敏锐地提醒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楼适夷把傅聪的表现反映给了文化部的一位同志，后来辗转被当时的副部长钱俊瑞知道，他批评了傅聪：“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傅聪回到波兰之后，便接到了回国的通知。这件事，也许是他决定出走的直接原因之一。他的父亲傅雷在前一年戴帽成为“右派”，而现在，“罪名”又多了一个，有一个“叛徒儿子”。

傅聪出走的同一年，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顾圣婴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获得男子钢琴最高奖的是后来成为一代传奇的意大利钢琴家Maurizio Pollini。波兰政府特别邀请她到波兰巡回演出，并送给她一份珍贵的礼物：肖邦的石膏手模。

但她的内心依旧沉重，顾高地在这一年被正式判刑二十年，前往青海劳改。得到父亲消息的那天，她正在莫斯科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因为情绪崩溃，本来被各界看好的顾圣婴比赛发挥失常。赵越胜先生援引倪洪进的回忆，“在莫斯科准备比赛时，一天她和顾圣婴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小卖部吃早餐。顾收到一封信，读后便哭了。”殷承宗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她这次比赛失利，主要是家庭不幸，她在莫斯科准备时，曾哭晕过。”

走了的人是痛苦的，没有走的人背负的负担更重。也是在这一年，顾圣婴因为获奖而得以加入共青团。这一点让她感激涕零，认为自己一定要积极靠拢组织，“改变思想感情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日记里，较之专业上的严格要求，任何人对她政治表现的任何表扬都成了她最大的骄傲：“知我是团干部，说我这几年特别卖力，某些地方赶过别人了。”

比赛是为国争光，也是政治斗争。

想念朋友也被她定性为“软弱啊，说明我没投入工作”，革命者是不能软弱的。

但内心不是没有困惑的。

引用

“最近再三的强调了总方向，严格审查作品，注意倾向性，我不可也不应该在自己的舞台上去搬弄适于西洋的一套。”

“曾经与瞿维同志泛泛地谈过，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能和可以对过去的作品有兴趣和喜好吗？”

“一整天几乎都在唱片中消磨，听了两套歌剧，老柴浪漫曲和 Mendelsssonhn concerto，chopin Grand Polonaise，都喜欢，但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要表达的太远了，多听有好处吗?不禁想到如果立足不稳的话，足会陷入沉入到那样一种境地，那样一种感情与精神世界中去的。”

在比利时比赛的每一天，她都这样煎熬着，矛盾着，伴随着失眠、心慌和低烧。也不是没有安慰，房东太太给她的拥抱，似乎是她很久没有得到的温暖。她在日记里不断提到这种温暖。

有一天，在散步时，老太太对她说，如果真的要说她的叙事曲弹奏缺乏什么，似乎是一点“诗意”。

她曾经是不缺乏诗意的，她留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录音可以证明这一点。

今天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诗意并不是缺失了，而是被压抑了。

她的挚友、日记里常常出现的“小刁”刁蓓华说：“我们平时与圣婴相处，总觉得她有心事，心里很矛盾，有话无法吐露出来。”刘诗昆则回忆，因为“经常在她的琴声中感受到她的忧郁”，自己问过顾圣婴：“你是不是感觉很不开心？”

顾圣婴回答：“我有什么开心的呢？”

1958年，命运之神如摩西分海一般指定了“五圣手”的命运。

当傅聪从波兰出走，当顾圣婴听到父亲被判二十年徒刑，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24岁的美国人范·克莱本获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则是19岁的刘诗昆。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美国人在文化战场打败了苏联”，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范·克莱本和刘诗昆。而回到中国的刘诗昆被委派了一个重要任务：到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劳动两个月，“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上海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写的文章，标题是《从刘诗昆得奖谈起》。

顾圣婴也渴望起到这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她似乎比任何人都更为积极地参加进厂学习，下乡劳动。

但随之而来的，是练琴时间的急剧缩短而导致的业务生疏。

她的演出日记里，越来越多记载的曲目是时代作品：《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洪湖水浪打浪》《唱支山歌给党听》《解放区的天》《送红榜》……

整个1965年，《战斗的越南人民》弹了三次，肖邦的《C小调谐谑曲》只公开演奏了一次。

而她的演出日记，停留在了1965年10月6日，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在演奏了《翻身的日子》《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之后，她如此感慨：

引用

“目前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熟练的，但质量上的加工，艺术处理上的熟虑欠缺了些，这需要练习的时间，总想学些新的，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太大。”

为什么可能性不大，她没有说，但我们都知道。

1966年8月30日临近午夜，傅雷家里闯进了一群红卫兵。

他们都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实际上，除了傅聪，傅雷和上海音乐学院毫无关系。

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是顾圣婴和傅聪的同学。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李名强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

▲ 右一为李名强，左一为顾圣婴。

这场抄家持续了四天三夜，红卫兵抄到了一个箱子，是傅雷姑妈的。箱子里有一个解放前生产的小镜子，背面有蒋介石相片。

9月2日，傅雷夫妇自尽。

▲ 傅雷、朱梅馥夫妇在家门口。

6天之后，同样在8月30日遭遇抄家的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给妹妹李孝贞写了信，信上说：“亲爱的孝贞妹：一切的一切，请你原谅。”

这位曾经留学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三小姐”对保姆说：“你不必再来了。”她把自己的衣物一一包好，写明赠送对象，她写好字条，注明“煤气、电灯账单已付。房租、牛奶、电话，未付。”

她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然后画了眉抹了口红——正如1966年7月3日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字报批判的那样，到了最后也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服下安眠药，打开煤气开关，坐到沙发上，把脚搁在一张小板凳上。

她的罪状里，有这样一句反动言论：“肖邦的作品没有一句废话，只只音符都少不了，是任何人超不过的。”

叶永烈先生找到李翠贞在自杀前一个月写的一份“交代”，“我认为自己留下来，是爱国的。我甘愿跛了脚，跟在同志们后面。”她还说自己“像船没有锚，漂来漂去，自以为属于此，不属于彼。”

在北京，刘诗昆很快被捕入狱，他明白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己钢琴家的身份，更因为自己娶了叶帅的女儿。江青曾经派专人到中央音乐学院发布精神道：“你们要看清刘诗昆的后台，那个伸向文艺界的黑手！”他被迫离婚。在监狱里，他的手臂被打断。

顾圣婴在1967年初短暂去了一趟北京，她去找了殷承宗。在曹利群先生和顾圣婴的表妹吴慎德的访谈中，他曾经讲到，李名强曾经追求过顾圣婴，顾圣婴的回答是“做朋友可以，做夫妻不成。”她显然更喜欢殷承宗，但殷的年纪比她小，父亲的问题又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障碍很多。在中央音乐学院殷承宗的宿舍里，将要回到上海的顾圣婴和殷承宗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天。他们谈得很热烈，谈到《南方来信》《纺织女工》等越南文学作品的音乐创作，谈到用钢琴演奏样板戏——这是殷承宗为自己找到的道路，也因为钢琴《红灯记》，他成为“五圣手”中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受到重用的唯一一位艺术家。

殷承宗说：“那天特别寒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

殷承宗不会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1967年1月31日。

我们已经无法还原那一天的任何细节，因为那一天在场的人，要么永远开不了口，要么永远保持了缄默。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那一天天很冷。

刺骨寒风中的上海，顾圣婴在音乐学院接受了批判。

引用

1967年2月1日，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有人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死亡的三个人是，顾圣婴的妈妈秦慎仪、顾圣婴和弟弟顾渥奇。

——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

顾圣婴的生命，停留在了1967年1月31日午夜。

2月1日清晨，顾圣婴的小姨赶到龙华殡仪馆，公安局的人对她说，要说是煤气中毒，不要说是自杀的。

在“文革”中选择玉碎的音乐家，顾圣婴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她之后，还有上海交响乐团的总指挥陆洪恩。他在1968年4月28日被公开处决。临终前，他的愿望是狱友能去贝多芬墓前“告之中国学生陆洪恩是唱着他的交响曲去死的。”

还有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开煤气自杀。

还有中提琴家周杏蓉，自杀身亡。

还有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跳楼自杀。

……

但顾圣婴是最惨烈的一个，满门。

此时，远在青海的顾高地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这个秘密。但他并非没有直觉，这种直觉，来自包裹的署名人从妻子变成了妻子的妹妹。

但即便如此，当他从青海归来，面对空无一人的房子和妻子、儿子、女儿三人自杀的消息时，这位曾经参加过北伐革命、参加过淞沪抗战、参加过上海地下工作的老军人在一夜白了头发。

她留下了遗书，但我们不知道写了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那被造反派打破的肖邦手模已经代替她，诉说了一切。

已经不重要了，毕竟，她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我们所能看到的那张追悼会的照片上，骨灰盒是空的。

吴慎德回忆，追悼会上，有一个女人哭得非常惨痛，她以为这是表姐的挚友，但小姨告诉她，这是当年批斗顾圣婴批斗得最狠的人之一。

李名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解了自己抄傅雷家的苦衷：

1978年，出狱后的刘诗昆是中国最早一批访美表演的艺术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专门接见了他，接见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早就知道你，因为你是和范·克莱本一起得奖的。”

殷承宗在“文革”结束之后受到了审查，之后，他去了美国。后来，还是有很多人邀请他弹奏钢琴《红灯记》，刘诗昆说，“现在除了他以外，也没有人表演这个节目了。”

2020年12月28日，傅聪因新冠去世，他的故事再次成为了话题。在之前的采访中，他曾经说道：“关于我的离开，我总是感到遗憾和痛苦。”在那场浩劫里，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一起练琴的小伙伴，也失去了朋友，“我很不安，好像亏欠了所有的朋友。”

顾圣婴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30岁。像她的名字一样，她成了永远的圣婴。 ■

参考文献：
1、顾圣婴著 / 曹利群编，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漓江出版社 2017-7-1
2、叶永烈，傅雷与傅聪，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3、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
4、周广仁（编），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附CD2张），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9-1
5、重返五十九年前蕭邦鋼琴大賽現場：專訪李名強教授
6、陈晓勤，刘诗昆一个钢琴家的 1939-1973 “顾圣婴、殷承宗、傅聪，我们都是一代人”，南方都市报 2013-06-07
7、王丹阳，傅雷的傲与烈，三联生活周刊 201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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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Posted:2021-01-31 21:25 樓主引用 | 發表評論

mumu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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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师都走了

TOP Posted:2021-01-31 22:01 #1樓引用 | 點評

中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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