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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 | 《大秦赋》不敢公开的秘密：他为何能让中国2000年无法真正强大！

【编者按】想了解大秦的治国思想吗？鲍鹏山老师告诉你这本千古禁书，揭示大秦是如何成为虎狼之国的？以及大秦赋下的人民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历朝历代盖棺定论都是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鲍鹏山教授还是十多年前的百家讲坛听他讲水浒，与当时走红的易中天、王立群诸老师比，其实平平，当然比于丹的论语鸡汤要强。可能是央视很多顾忌，后来讲《商君书》明显力透纸背。这是一本奇书，知名度非常低，但暗藏着中国2000多年的不传之秘。商君，就是商鞅，以前有部大戏《大秦帝国》，把商鞅描绘成一名改革家、法治主义者。净是胡扯，商鞅韩非的法治，不是依法治国，约束公权，而是治民之术，驭民之术。与现代法治，方向正好相反，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商鞅之法。

周秦之变，是华夏历史第一次千年大变局，从人身管控相对宽松的封建制转型为皇权制，有学者甚至把秦政成为“国家奴隶制”。它的特色：权力越来越集中，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能力，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而同时老百姓的福祉和自由越来越稀薄。不光是六国恐惧秦政，秦国百姓自己也恐秦。根据最新出土的秦代竹简，当时频频发生大规模逃亡事件，不是六国百姓逃往秦国，而是秦国百姓逃亡六国。“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天下”不仅是战败国的六国人民，也包括战胜国的秦国百姓。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一世的大秦二代而亡？一个楚国屌丝刘邦入关中，废除秦苛法，只“约法三章”，关中父老对汉王喜极而泣，爱戴终身。

《商君书》在古代是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宫廷教导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一本《商君书》，不足三万字，把君主治国手段的技术性细节，阐述得条分缕析，深入到洞见肺腑。汉朝时，汉宣帝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喜欢儒家，性宽厚，尚仁义，施仁政，汉宣帝知道后大惊，说我汉家是王霸并用，外儒内法，儒家的仁义道德那只是点缀，骨子里行的是商韩之法。宣帝哀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后人有诗为赞，“百代皆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

有这样一本禁书，暴露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西北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二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控制？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着法儿整治国人。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年）。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政治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驯服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一切人监视一切人。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君主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

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

这意思大概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的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

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坏水的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秦国果然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六国人谈秦色变，称它们为“虎狼之国”。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的杀人机器。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天生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

有人从《史记》中统计，仅仅白起将军一人，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堪称“人屠”。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将领的“功劳”，可以想见，中国人为统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据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只2000多万人。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吹嘘所谓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大一统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现代有人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哄，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盛世无疑了。从商鞅以来所制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酷刑和刑讯逼供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频频出现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话，这就刑讯逼供的杰作。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会揭竿而起？他们有过一个怎样悲惨的血泪时代？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因为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用祖宗之法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

社会要消灭的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忧虑、对官府横行的愤怒、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还要消灭想干事业、有所作为的思想，消灭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当彼其世也，而才世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这个“强盛”的社会，最终人们都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可以随时作案得逞。（“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总之，在两千年的国强民弱体制之下，民间不断的积贫积弱积愚，整个国家最后成了一个没有生命质感的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好死不如赖活着，不但人们缺乏是非廉耻之心，甚至连犯罪都丧失了创造性和活力。

这个龚自珍，他写“我劝老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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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如